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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价值魂

2014-8-4 00:35| 发布者: 蜚语| 查看: 351| 评论: 0|原作者: 蜚语

摘要: 　　编者按：中国梦，价值魂。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观建设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 ...

　　

编者按：中国梦，价值魂。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观建设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日前，上海市社联组织专家学者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系列笔谈。本报特发表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中华责任伦理是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它的精髓就在于始终牢记个人、家庭的命运和社会、国家、天下的命运紧密相连，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都必须自觉地承担对其他各方所应负的责任。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和大一统国家治理、家国共同体社会经济结构三位一体，是中华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以及中华民族在艰难困厄中一再复兴的奥秘之所在。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源泉和坚实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华文明传统责任伦理的继承与提升，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使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同我国现代社会相协调，同我国当代文化相适应，它必能有效地凝聚全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起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论语》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所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舍生而取义”，《礼记》中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名言无一不闪耀着中华文明传统责任伦理的光辉。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发展演进中形成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治伦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清楚表明，中华文明传统责任伦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宏大体系。中华文明传统责任伦理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深深扎根于广大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每逢新春，只要去农村看一看家家大门上所贴的春联，那些已经相沿袭了千百年的“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物华天宝，人寿年丰”、“文章华国，诗礼传家”、“行道有福，与德为邻”、“人诚百业旺，家和万事兴”、“修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就不难发现，传统责任伦理具有何等强劲的普遍性、草根性，是如何世世代代深入地落实于无数普普通通农户，渗透于无数平平凡凡人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突显的是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突显的是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所突显的是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很明显，它除去继承和保持了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草根性之外，还使它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性。
　　中华文明传统责任伦理的传承与光大，主要依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教化。学校教育，自然是进行这种教化的重要环节；人们日常礼仪习惯的养成，更属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中国传统责任伦理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强固的民族精神，和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是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中，如何真正内化为所有社会群体和全体上海居民的自觉意识，外化为所有社会群体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直接关系着是否能够真正将上海建成一个阳光上海，一个创新上海，一个充满吸引力、凝聚力、创造活力的文明上海。大力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责任伦理，就是在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上海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理想、道德、情操教育，中华文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和质的全面提升，因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固其根本”、“浚其源泉”、“积其德义”。而积极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礼仪之都，则应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为人们的日常礼仪习惯和普遍行为方式最方便的抓手。《礼记·礼运》中指出，礼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又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我们绝不是要恢复那些早已过了时的旧礼教，但不能就此无视“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特殊功能。最近，江苏省针对未成年人中存在的不知礼仪、不用礼仪、不讲礼仪等突出问题，提出对幼儿园、小学和初高中学生分阶段进行文明礼仪养成的“八礼四仪”教育。所谓“八礼”，指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和仪式之礼；所谓“四仪”，以7岁、10岁、14岁、18岁为重要节点，举行入学仪式、成长仪式、青春仪式和成人仪式。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上海有能力更有必要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改革实践正能量的积极汇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既提升了中华民族道德的现代性内涵，又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所触及的人性深度，更表达了一种历史哲学的智慧：核心价值观以历史进程中质的精神向度为根据，注重把历史变革的节奏与历史进步的整体性目标相契合，把追求价值准则的普遍性原则与客观性尺度相契合，确保改革实践正能量的积极汇聚。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克服当今世界范围内由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人性弱点：极端的私欲、主观虚无性与偏好的任性等；民族国家痼疾：单向度的发展观念、膨胀的大国意识、少数人的利益及权利过度集中等；社会障碍：放任的习俗、非人性的规则约束、不平等的社会歧视等。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从文艺复兴运动到18世纪，整个西欧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过渡、大转折的时代。新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萌芽、生成到发展成熟，无不包含着强烈的价值观革命。文艺复兴倡导的价值观领域“祛魅”运动，生发了一种与中世纪悲观主义人生观截然不同的乐观主义态度。随着“俗性替代神性”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西方社会走出了传统禁欲生活的藩篱，提倡一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态度，使得人性的解放（相对习俗社会而言）成为当下历史变革的时代主题。同理，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而又深刻的改革实践驱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间关涉着人性的欲望、人性的价值、人的权利以及人的个性化趋向等方面的诉求，它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的深刻转换、民族精神自觉提升的过程。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对由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灵魂分裂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出来的所有分裂的基础。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中，社会成员的灵魂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各种领域，表现为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两极：一极是趋向被动，另一极则是趋向主动；一极是趋向混沌，另一极则是趋向崇高。对此，伦理学家们焦灼地追问如下问题：是社会的自然秩序决定人的道德秩序，还是人的道德秩序的自觉建构引领并规范着社会的良性秩序？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中指出，作为价值领域的道德原则，不可能直接导源于作为事实领域的客观事物本身。道德的正义原则，不是单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而是人的自觉建构的结果。他指出：“产生这种正义感的那些印象不是人类心灵自然具有的，而是发生于人为措施和人类协议。”在他看来，正义规则的最初确立是依靠于这些不同经济行为者的利益，可是人们如果在市场上一味自然地追求公正的、公益的交换行为，那么他们就不会梦想到要用种种市场伦理规范来互相约束；如果每个人都只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市场就会“横冲直撞地陷于种种非义和暴行”。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历史进化过程，它是一个具有精神自觉的理性设计与实践创新过程，注重“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协调一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特点。“顶层设计”内在的包含着精神对物质、目标对实践、价值观对行动的能动性预设。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必然贯通着真、善、美的价值驱动，追求社会进步的历史目标，扬弃并超越物质主义存在范式，致力于建构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普遍而持久的公正财富”制度与环境。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如是说：“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实践诉求：（1）当下亿万人民群众奔小康、追求幸福生活指标的诉求。“小康”和“幸福指标”的实现，需要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公正、个人的友善。小康是“全民皆有”，幸福是“阳光普照”，可是，当下社会仍然存在着生活状况等差过大的群体。如，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生存状态的改善问题。社会主义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除了给那些有正常的或相对充足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人群提供自由发展的更大空间和可能性之外，我们还要更为注重扶持和关注那些客观上获得优势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相对较少的人群，帮助他们排解生存障碍，改变生活困境。此问题解决需要制度安排，但更需要相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核心价值观有着社会行为倾向的暗示，它可以通过全社会意识的流动，不断获得社会关注力和吸引力，一种选择中吸引力的净值决定了大众的选择。（2）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锲而不舍地追求强国富民的政治谋略及实践的诉求。传统中国价值观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曾给国人带来财富认知方面的心理障碍。邓小平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只能招致落后挨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参照历史的经验教训，始终不渝地把追求强国富民的“富强”范畴，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永不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老路，它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3）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深度创新的客观诉求。物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呼唤着思想市场（科斯语）的智力支撑。习俗社会人性中的“灵与肉”的矛盾冲突，被现代市场社会人性中的“理智与欲望”的矛盾冲突所深化，追求个性、追求理性、追求资本，成为理解新时代精神的概念性工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领域，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摄，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社会就会变成“原始丛林”，人民就会变成“群狼”。应当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更是针对改革实践进程中的问题意识而提出的。重中之重是对关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生命意义等人性化问题，给予最充分的考量。众所周知，改革的宗旨以人民性为目的，社会有责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环境。对人的呵护与关爱是具体的，它包括对人的身体、生命、财产、权利、劳作、声誉、信仰、自由等给予充分地保护与尊重。对人的呵护与关爱又是复杂的、矛盾的，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在考验并证明着人性最大化持有的良心和决心。如，个人财产与个人的生命发生重大冲突时；企业经济效益与人的生命健康发生尖锐对立时；先付费还是先救人的关键选择时；人体器官的商业价值与器官拥有者的生命价值产生严重冲突时；高效率的管理制度与人的健康心理发生致命冲突时；拯救一个普通个体生命需要付出极大的组织行为代价时（汶川大地震英雄舍己救人的事迹），等等。如果社会缺乏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指引，社会主义改革将会前功尽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指在价值体系或价值构成中起主导地位并影响其他价值判断的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是影响并规定着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行动准则最基本方面，它是一种持久倾向，暗示着我们在感性的生活世界中如何去选择、去回避、去关注、去反对、去践行、去关爱我们日常所应对的事物。之所以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它经过历史的传承，是合理反思的经验积累，为当下大众乐于接受，并作为社会进步的精神路标。如黑格尔所言，“合理性按其形式就是根据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自己的行动。这个理念乃是精神绝对永久的和必然的存在。”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个人才智的创造，而是几代人的智慧集成。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某些价值观获得选择，另一些被淘汰，而这种存废的根据是遵循是否有利于人类整体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来确定的。因此，价值观的有效性取决于人类合乎规则的行动有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两种特质：一是注重时代维度的历史化功能。“历史化”即历史时空坐标的价值察审，它是价值预设的内在否定性根据。主要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性原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历史的具体性决定了价值观的地域性和个别性的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世界历史进程与民族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有着宽广的视野，有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时空隧道，即反对未经反思的“拿来主义”的价值观，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观。二是注重价值维度的进步化功能。“进步化”即真、善、美相一致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规范性普遍范畴体系，它主要提供社会进步的标尺，提供具有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行动规范、法则等。而其他价值观更多的是选择性普遍范畴或经验性普遍范畴，通常更加注重世俗性、情感性或时尚性等。核心价值观话语注重悬置任何私人利益和偏见，追求人民大众利益。把传统社会的思想有机体加以切割，用科学代替愚昧、用法治代替人治。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在于：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不同时代的集体理智与国人无限众多的关注与考验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信念经受了考验，包含着中国国情和世界经验的真知灼见。它既沉淀着先辈们的正确经验，又融摄了当下合理价值观，是传统民族精神的当代再转换、再提升的结果。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识别鉴定转型期诸如“邪恶”、“虚假”、“衰败”、“颓废”等腐朽没落现象，它是根除腐朽没落社会消极影响的道德武器。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把人的价值的完整性还原给人自身。在今天，人的价值有着比货币价值更为丰富、更为广阔、更为闪光的内容。人所持有的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对崇高的追求、人对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纯正友情、人的德性修养、人的心理环境的净化、人的高雅气质和良好素养等等，这些都是货币价值难以通约的领域。
　　（作者：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动态承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华大地上培育起来，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这一点，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困难的是如何理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承接起来。怎么认识这种“承接”？笔者认为，要从动态性、过程性和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承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在培育和践行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是在动态地、批判性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丰富自身的意义，因此，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承接的问题，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
　　第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基础之一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中加以定位，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十八大报告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最新的概括是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视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视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视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个概括不仅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提出各自的核心价值原则，而且明确精炼出24字的核心价值观内容。
　　从24字的核心价值观内容来看，它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剖析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公正（公道）、诚信、友善都是这些古代文明内蕴的基本价值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全人类文明共享的价值元素的继承和提升。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现代价值观念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西方世界中成为一种强势话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本身及其价值观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意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无法克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最终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进步意义，成为一种合理的价值共识，但是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既有肯定又有批评，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成为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它吸收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经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体现了对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姿态。
　　第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途径之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思潮，凝聚人类的价值共识。
　　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潮不单是指国内盛行的思潮，主要是指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包括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潮。这些年来，西方的社会经济思潮和文化思潮不断翻新，以不同的形式和形态呈现在世界媒体上，例如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保守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等。如何引领全球性的社会思潮是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不俗的表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价值这样的话题在世界性的论坛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精神支撑，是兴国之魂，对中国成功之路的探讨最终要深入到核心价值观的讨论中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世界性社会思潮，这种引领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持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其内涵。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世界性社会思潮，这个表述中的“引领”是一个正面的说法，相对而言，负面的说法是“斗争”，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世界上各种不良的社会思潮作斗争，抵制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在社会上的传播，抵制国外敌对势力对国内思潮的渗透。在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时，“引领”和“斗争”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讲“引领”而忽视“斗争”，既不能用“引领”世界性思潮来抹杀与世界性思潮的“斗争”，也不能用与世界性思潮的“斗争”来抹杀对世界性思潮的“引领”。
　　毛泽东批评过一些留学生，他们的毛病在于盲目吸收外国的思潮，忘记了“引领”和“斗争”。他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不仅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同样需要批判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无论是价值观的阐释者还是实践者，都不能只做一只“留声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世界性的社会思潮，还需要包容与合作。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了丝绸之路的启示：“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丝绸之路的历史表明，人类在交往过程中，包容创新，团结合作，不断推动人类价值共识的形成。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包容、借鉴的过程，在与不同的世界性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的“引领”和“斗争”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
　　第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之一是公民道德教育，在积极推进公民道德教育中批判吸收全球的道德实践资源。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依托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教育最终落实在公民道德教育上，落实在理想信念教育上。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精神上缺钙，价值观混乱，说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任务十分艰巨。
　　精神上的缺钙现象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看，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西方各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借助于网络、电影、书籍、绘画等多种形式大举涌入中国社会，在公民道德生活领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辩证地看，一些西方的道德观念既有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积极一面，也有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极一面。例如西方的功利主义，既有唤起公民的利益意识的趋势，也有引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趋势，例如西方的自由主义，既有唤起公民的主体性意识的趋势，也有引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这些消极因素的出现都会给公民道德生活带来一定的混乱。
　　在看到西方道德观念带来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的公民道德实践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意义。公民道德包括公民对所属社群的归属感、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公共善的追求，对宽容、公正价值的坚守等等。公民道德的这些维度在西方的道德实践传统中有丰富的资源，可资我们借鉴。晚清思想家梁启超就已经注意到此点。他在《新民说》中批评古代中国的道德学说偏重于讲私德，疏于讲公德，而西方现代伦理学说侧重于讲公德，讲公民道德，正可以纠正中国人讲私德的偏向。现在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讲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又讲到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还讲到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把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诉求统一起来了，亦即把公德和私德有机结合起来了，吸取了西方公民道德实践资源中的优秀成果。
　　尽管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是简洁的，但是其内涵是不断充盈的。随着我们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认识不断加深，我们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解也将逐步丰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境界也将逐级提升。
　　（作者：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自觉与自信
　　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规定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所以称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此决非可有可无的粉饰或点缀，而是表明了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事实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史，对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价值观层面进行的概括和提炼，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观展开，也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建构和引导，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自觉和自信。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表现出了比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更为高远的价值关怀。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也承认包括价值观在内的社会意识或上层建筑对前者的巨大反作用，承认价值观对于个人、阶级或集团的积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使命、职责、任务、理想”或者是“关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某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观念”，或者是“对个人、阶级、民族随时都必须通过某种完全确定的活动去巩固自己地位的这种必要性的有意识的表达”。马恩所说的“使命、职责、任务、理想”，不过是个人、阶级或集团的价值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注重从价值理想的层面筹划未来中国的愿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宣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多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向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和社会建设纲领，“社会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旗帜，毛泽东提出判断人民言论和行动正确与否的“六个有利于”标准，提出国家层面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其价值取向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认识的不断深化。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其占主导地位的团体或人群的价值观共识，是政治共同体成熟的标志，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明确宣示：中国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过去6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的价值观自觉，而且意味着对现在和将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观自信。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力、领导意志、执政能力和道义基础。
　　当代中国是一个由文明-国家、政党-国家与民族-国家糅合而成的复杂大国，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多元社会。在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保持高度的价值观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多”中守“一”，在“分”中求“合”，在“散”中促“聚”，在“变”中知“常”，才能收放自如、进退有据，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当今世界，还存在着不同价值观体系的碰撞、竞争和较量，一些国家或集团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使别人俯首帖耳，纳入自己的轨道。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抛出一套所谓“普世价值”，居高临下地对别国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不遗余力地进行价值观打压和围剿。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他们发动的“价值观战争”的主要目标。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敢于“亮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转化为价值观自信，是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必要举措。
　　当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只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步。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自觉和自信固然重要，使其“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样重要。目前，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落实于公共政策和法律规章，体现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和口号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激发，也是约束。只有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保证中国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正大之路。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而深远。
　　（作者：吴新文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