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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李建平）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李薇一边将怀中熟睡的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放进摇篮，一边轻声告诫在一旁玩耍的六岁大女儿不要弄出声响。今年３１岁的李薇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结婚七年没干什么，光生孩子了。”２００４年，李薇与丈夫结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错，李薇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做“全职妈妈”，去年她又怀孕了。“我和丈夫都是‘８０后’独生子女，深感一个孩子成长的孤独和寂寞，而且双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儿孙满堂的情景。” 她说。 自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号召下，中国产生了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如今这一群体已经步入婚育年龄。 而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并非简单地“一刀切”，针对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独生子女等特殊人群，分别有宽松的生育政策。 随着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最近完善了计划生育政策，“双独生子女”家庭经批准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现了全覆盖。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个伴儿”“兄弟姐妹长大后可以互相照顾”“减轻子女将来的养老负担”“防止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导致绝后”等成为中国一些家庭“生二胎”的主要理由。 事实上中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例如江苏省早在１９９０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令》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而河南省直到２０年多后才出台这项政策。 即便陆续开放了独生子女“生二胎”的政策，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在世界上也属于比较低的范畴。这一方面归功于中国政府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许多变化，许多家庭不再想要孩子。 拒绝“二胎”甚至成为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的共识，经济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他们认为城市生活的高额成本和抚养孩子的巨额费用已经让孩子成为一个“奢侈品”，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亲，哈尔滨市民袁明已经被抚养孩子的费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支出每个月就将近３０００元，再加上每月１０００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对于我们来说孩子一个足矣。” 中国某知名育儿网站上，很多年轻家长在这里“晒”出自己抚养孩子的成本，每月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装、尿布、玩具支出外，还有婴儿写真、保姆开支、幼儿园学杂费等，多数家长感觉抚养孩子的压力较大。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西方自我享乐主义的“丁客”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北京市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６年，两次对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２年“双独家庭”有生育二胎的意愿仅为１９.５％，２００６年为３５.９％。 黑龙江省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解释说，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中国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较低，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于是是否生育二胎变成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困惑。 来自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消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３０多年来，少生４亿人，使“世界７０亿人口日”推迟５年到来。 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低生育率也会带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失、养老困难、国防风险、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等一系列的问题，给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宋杰等专家认为，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稳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调，允许城镇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是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这符合国情。 “政府及社会各界也应该为都市年轻父母‘减压’，从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加大调控力度，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帮助他们摆脱生育困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董鸿扬建议。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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