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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述评:维护公平正义 建设和谐社会 新华社记者徐剑梅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现在正铆足劲儿奔向全面小康。但全面小康之路不会一片坦途。英国《金融时报》最近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最大的担心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60年,共有101个国家和地区列入中等收入范围。到2008年,它们当中仅13个跻身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这意味着什么? 显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相对容易,躲避却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复杂,即便有众多前车之鉴,也未必一定能避免重蹈覆辙。行百里路半九十,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这是一道必经的坎。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规模都不特别大。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先例可循。和30多年前启动改革开放一样,中国必须且只能孜孜以求地去闯出一条新路。 世行的数据已为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警示。一方面,中国需要继续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创新思维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即同样经历中等收入阶段,失败者泥足深陷的教训是什么?成功脱身者的经验何在?对正反典型案例,应逐一拿起历史的手术刀,解剖得越深入细致,才越可能少走弯路。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国内外人士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一国赖以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不论取得多大成功,都难以再适用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大力转变发展方式。 拉美和东亚,是中等收入国家稠密的“栖息地”,也是探讨有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标本。在拉美,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经历相似的不幸:外部环境变动,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所有这些又往往使政府缺乏改革的锐气和勇气,政治和社会动荡不断发生。 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经历多年快速增长后突然“卡壳”,一大直接原因在于内需不足。而究其原因,恐怕与收入分配机制失调、贫富悬殊过大等有直接关联。 上世纪70年代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指标)普遍居高不下,严重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分化不仅导致经济结构脆弱,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一旦经济滑坡,矛盾便集中爆发,而政治不稳和社会动荡又导致发展倒退,国家发展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反观新加坡和韩国,不仅重视科教立国和企业创新,也比较注重社会的公平效应。韩国196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7美元,到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两万美元。而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韩国基尼系数1980年为0.33,2010年为0.31。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上攀登的过程中,韩国政府所主导的税制改革、教育机会均等和完善就业与社保体系等,有效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居民收入差距,实现了包容性发展。 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也绝非扩内需、调结构所能完全解决,而是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相应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没有积极阻止收入差距拉大,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大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是众多国家和地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后难以解脱的深层次原因。 政府不是万能的,但在推进公平正义、遏制贫富分化、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却理应担当主角。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曾总结13个跻身发达阵营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五大共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政府。正如世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所言,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 两会在即,中共十八大所确定的发展蓝图将如何在两会中具体呈现,举世高度关注。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将更加自觉地追求包容性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 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吟唱出当时所想象的“小康”梦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辞海》中对“小康”的解释是:“家庭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推进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让权力运行于阳光下,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坚实保障,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有力支撑。(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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