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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我一直在贵族学校中度过。我的父亲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母亲也是个女强人,他们每天都在公司里忙碌,我们一家人平时难得见面。我学会了抽烟和上网,经常偷偷浏览黄色网站,偶尔还和社会上的青年斗殴,挂彩也是常事。 父母对我的到处惹祸大伤脑筋,他们决定送我出国。一来因为我根本考不上像样的大学,会给他们丢脸,二来他们想让我远离我的狐朋狗友,独自到国外接受锻炼。 于是,经过留学中介机构的介绍,2008年8月,18岁的我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圣路易斯大学就读。我在这里先读语言预科生,经过语言考试后才能读正规大学。 然而,上学第二个星期,我就惹了事。一天中午,在学校餐厅里排队取自助餐时,我不小心踩了一个白人学生的脚,我已经对他说了“Sorry”,他还骂“Fuck Chinese”。我血冲脑门,“砰”的一拳砸在了那个白人学生的鼻梁上,白人学生愣了片刻,也向我挥起了拳头,我俩打起来,餐厅里一片大哗。 结果,因为是我先动手的,我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如果再违反校规,将会被开除。但不久后,我又一次违反了校规。那天下课后,我躲到学校的卫生间里抽烟。没想到,卫生间里装着烟火警报器,我才抽几口,警报器就“呜哩哇啦”地乱叫起来。毫无疑问,我又被捉住了。 两次严重犯规,我成了学校的问题学生,学校将我的情况反映给了留学中介机构,让我自动转学,否则会被开除。爸爸得知这一情况后,暴跳如雷地在越洋电话中将我臭骂一顿,扬言要冻结我的银行账户,让我在异国自生自灭。 没料到的是,爸爸果真冻结了我的银行卡。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我的生活辅导老师约翰·李主动约我谈话。他告诉我,如果我能写一封保证书给学校,保证戒除不良生活习惯,保证与同学和睦相处,保证做一名遵守校规的学生,也许校董事会会酌情考虑再给我一次机会,暂不开除我。 我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在约翰·李的帮助下,用英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保证书发到了校董事会秘书的邮箱。一周后,我果然收到了继续留校的通知,这才如释重负。 但新的烦恼接踵而至。由于爸爸冻结了我的银行卡,原来源源不断的零花钱一下子断了来源。平日,我吃住都在学校里,但到了周末,想出去和同学们奢侈一下,就成了泡影。 一个周六的下午,室友安迪拉我去外面帮人洗车,说可以挣到不少小费。我十分不解:安迪的爸爸是个律师,妈妈是个医生,家里的钱多得花不完,干吗还要卖苦力挣钱? 我被安迪拉着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型加油站。在美国,加油站都是自助的,备有装满清洗液的水桶和刷子,供人加油时顺便清洗挡风玻璃。我们来到那个加油站时,正好有个中年男人在加油。安迪走过去,礼貌地问他,是否可以帮他清洗汽车,那个男人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安迪从一只水桶里拎起浸满清洗液的刷子,卖力地刷起那辆汽车的挡风玻璃。同时,他还指挥我去拿刮水器和吸水纸,将脏水刮掉擦净。汽车的前后玻璃都刷干净后,那个男人给了我们2美元小费。那天,我和安迪在加油站干了一下午,帮20多辆车清洗了挡风玻璃,挣到了66美元,我们每人分了33美元。晚上,我俩开心地去一家墨西哥餐厅吃了烤牛肉卷。 我忍不住问安迪:“你家那么有钱,干吗还要自己挣钱?”安迪一边往嘴巴里塞肉卷,一边说:“我爸爸的钱是我爸爸挣的,又不是我挣的,我应该花自己挣的钱,这样心里会很踏实。”安迪的话让我有些惭愧。 之后的业余时间,我跟着安迪在学校的餐厅擦过桌子,扫过地,去学校的教会分过圣餐,还帮同学搬过家。 但令我沮丧的是,一年语言课结束后,我的英语考试没有过关。只好“留级”继续读一年语言课。这回爸爸又无比恼火,不仅不让我回国过暑假,而且还说从下学年开始,他每年只帮我支付学费,伙食和住宿费还有零花钱则一分不给,让我自己想办法。我一下子蒙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在留学中介机构的帮助下,我搬到了一个老美寄宿家庭居住。没想到,我“炼狱”般的生活也开始了。 寄宿家庭的主人名叫亨利,是个60多岁的怪老头,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越战。他规定我早晨8点前必须起床,和他一起去跑步;晚上9点后不准到厨房找吃的,每晚10点前必须关灯睡觉;不准带同学到家里玩耍,如要外出,必须在晚上8点前回家。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亨利简直把我当成了他家的苦力:每周做一次家庭卫生,每周给他家清洗一次游泳池,每周用割草机割一次草坪。他还让我趁着假期考到驾照,因为他在乡下还有一个不小的农场,需要有个运输工往返农场运农产品。 “小鬼,你只有做好这些事情,我才能给你免掉部分房租,伙食费还需另付。”亨利严肃地告诉我。 刚住到他家第二天,亨利就拿出一本得克萨斯交通规则的书,让我死记硬背,说下周一就带我去考驾照笔试。我一听头皮都要炸了—才3天时间,哪来得及!但一看亨利严厉的面孔,我只好硬着头皮接过了书。结果,算我运气好,一次性通过。 接下来,亨利亲自教我学开车,开的是那辆他平时拉杂物的破福特皮卡。那是个庞然大物,在练倒桩时,我怎么也倒不进去,不是右轮擦到了马路牙子,就是撞到了后面的杆子,要不就是压根没倒进去,每次都累得我满头大汗,而亨利则在一边对我张牙舞爪地大叫。我看到其他人都是用小车在练倒桩,于是也想用小车练。可亨利毫不通融:“我的两个儿子都是用皮卡考的,你为什么不行?” 好在,经过两个星期的刻苦练习,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路考,拿到了美国驾照。之后,那辆破皮卡就成了我的“专车”,尽管它的空调早就坏了,夏天开它出去就像进了烤箱,但亨利还经常差我当跑腿。一天下午,我去植物超市买了几包肥料,从外面回来后渴得嗓子眼冒烟,刚刚坐在沙发上喝了几口冰水,亨利又让我去割草。 “现在太阳好大,等到傍晚我再割吧!”我懒懒地说。“不行!除非你晚上不想吃饭。”亨利面无表情,毫无商量的余地。没办法,我只好戴上草帽,从车库推出割草机,“突突突”地修理草坪。因为心情不好,我胡乱地在草坪上横冲直撞,将心里的不满和恶气全都发泄到了无辜的草坪上。 “Stop!Stop!”我忽然听到了亨利的咆哮。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冲到我面前,“啪”地关掉了割草机的电源,四周立刻安静了下来。“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汤米,你为什么要跟草坪过不去?你不想干可以滚蛋!”我看到亨利的眼睛里冒着火,样子十分可怕!我再看看自己的“杰作”,确实有些心虚—我就像个技术低劣的理发师,将草坪推得东缺一块,西缺一块,惨不忍睹。 之后两天,亨利都没有理我。倒是亨利太太悄悄地来安慰我,说亨利就是这样的暴脾气,其实他对两个儿子的管教更为严厉。亨利太太说:“亨利一定是把你当儿子一样教育的,请你不要介意……”亨利太太的话让我有所触动,我想起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许希望我能独立成长,但在他们面前时,我从来没有独立成长的机会。 2009年的下半年,我过得十分紧张和忙碌,平时要上课,周末还要帮亨利家干活儿。12月底的一天晚上,突降的气温导致亨利家花园里的水管被冻爆。亨利将我从被窝里拎起来,和他一起去外面包扎水管。天寒地冻,我的手指冻成了胡萝卜,鞋子也浸湿了,脚趾头似乎不是我的了。干了两个多小时,我几乎被冻成了冰棍…… 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了已经升入大学的安迪,他惊讶地说:“汤米,你长高了,也晒黑了,好像还强壮了一点,你是怎么做的?”我马上向他大倒苦水,历数在亨利家受的“非人折磨”。安迪听了,反而羡慕不已:“汤米你真幸运,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寄宿主人,他教会你很多东西,连你家人都没有教过你的。你不觉得吗?”安迪的话让我怔住了。我一直认为是在受苦,哪里想过这是在受益? 2010年5月,我终于通过了语言考试,并且成功申请到得克萨斯最好的大学—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就读。 在我离开亨利家去奥斯汀那天,亨利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小鬼,这是你该得的。”我打开一看,哇—一沓美元!我有些疑惑,亨利拍拍我的肩膀:“不要以为我很大方,你帮我干活,我只按每小时8美元计算,这里面已经扣除了你的食宿费和汽油费,这是剩下的部分。” 这笔意外之财让我欣喜不已,对亨利的怨气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和亨利夫妇紧紧拥抱,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家即使是个“炼狱”,也是一座开满鲜花的“炼狱”,它偶尔“残酷”,却无比温暖。 现在我已经不把打工当磨难,而是锻炼!(赵美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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