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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硅谷中国创业者的两世人生（下篇）

2014-10-14 23:34| 发布者: 郑瑟| 查看: 375| 评论: 0|原作者: 郑瑟

摘要: “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会碰到很多障碍，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国人能提供帮助的，华源的定位也应该往这边走。”

来源: 创业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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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会碰到很多障碍，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国人能提供帮助的，华源的定位也应该往这边走。”

标志时间：2010年10月2日

标志事件：华源会2010年年会

硅谷主角：谢青、金海平、曾毅敏

中国主角：陈宏、朱敏、邓锋

2009年，邓锋又一次被拉到了华源的年会上“救场”。当他走上论坛之后，向下面的听众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看我看烦了吗？

“我已经很多年不去华源会了，”2010年，硅谷创业者谭青（化名）对《创业家》说，“每年就是那几张脸，成了他们董事会那几个人的内部俱乐部。”若干年前，他曾经是华源的付费会员。

华源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人才断代了，现在每年选会长成了一个很难的事儿。

2010年10月2日，在华源年会的会场，《创业家》记者也和很多参会者交换了名片，发现其中创业者的比例很低，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来听听是不是应该回中国。

时代变了，时代真的变了。

“硅谷的创业明星断代了，”陈宏说，“真正做上市的还是我们这批人，没有新人出现。而我们这几个最有号召力的人又都回到了中国，没有明星怎么会有凝聚力呢？”

但问题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邓锋和曾毅敏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因为在硅谷的大陆华人创业的种子少了。

“这些年国家引才的政策很厉害，原来去的干得不错的好多人都跑回来创业了。”曾毅敏分析，而留在那边的大部分人工作已经非常稳定，美国这两年的经济也不好，所以选择创业的人就少了。而新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上完学就跑回国了，因为国内机会多，父母也给安排好了。

“那次我跟华源新的会长讲，华源会原来基本上是把世界引到中国，我们未来要转到把中国引向世界，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会碰到很多障碍，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国人能提供帮助的。这些人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棋子，华源的定位也应该往这边走。”邓锋说。

彼岸

2009年11月18日，当谢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敲响Fortinet上市钟声的时候，他被写进了历史。Fortinet成为金融风暴之后的21个月里，硅谷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上市之后，股价一路走高，从16.33美元的上市价，上涨到最高36.77美元。而就在今年11月2日，彭博社又爆出市场传闻，IBM已经就收购开始和Fortinet进行接触。

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谢青的产品都拿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但是，在中国，他却走得举步维艰。

“中国市场只占我们销售收入的3%。”谢青无奈地说。

“中国市场容量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其中多一半的客户又和政府有关。我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都是做软件防火墙的，技术肯定没我们的好。但搞政府关系我们实在搞不过他们，他们有人自己就是政协委员。”谢青说。在美国市场，80%的订单来自市场，20%来自政府采购。而在中国，拿不到政府的单子，基本没有可能做大。

谢青之后，续写上市故事的大陆人是金海平。2010年5月14日，Telenav登陆纳斯达克。“他们都是连续多次创业，我是10年做成了一件事情。”金海平感叹。Telenav当前市值徘徊在3亿美元左右。

当谢青和金海平用上市证明了自己奋斗的价值时，曾毅敏也已经再次上路。

2007年，曾毅敏又开始了创业。这次她做的产品是上一次的升级版。在她看来，仅仅监控网络安全已经不能再满足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因为不仅病毒和蠕虫能引起系统问题，硬件故障、非法入侵都会导致系统变慢或者崩溃。这次，她要做的是数据中心的综合监控和服务软件。她认为，这将是进入“云计算”时代后，数据中心管理中必然会出现的需求。

与2002年的那一次不同，这次她要把中国融入到她的创业中来。“以前我们的创业都是基于美国市场的需求，而现在美国大公司都必须要有一个中国战略了，何况我们中国人。”2008年，她在上海张江开设了中国分公司，并给公司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腾起”。从这一天开始，她的时间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美国，一半在中国。

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曾毅敏的产品刚刚开始销售，这次的运气没有上一次那么好，不再有蠕虫“帮忙”，她要磕市场了。在美国，她出大价钱雇用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她把希望寄托在这支团队身上。

而在中国，她则要更多亲自上阵，以免被对方的老总认为不够尊重。“现在我们做一个单子还是蛮累的，不知道要打多少个电话，开多少个会，吃多少顿饭。”

在国内接触客户多了，曾毅敏对中国的软件市场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只有当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有大的国企，还有更多中型的民营企业起来之后，经济才会更活跃。那个时候，真正愿意花钱买软件的企业客户才会多起来，中国的软件产业也才能做起来。我觉得，这还需要四五年时间。”

不管单子有多难拿，曾毅敏现在谨守着一个原则：不和大国企谈生意。因为“和它们耗不起。我们是小公司，现金流耗断了就完蛋了”。

对于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将近30年的曾毅敏来说，在中国创业，她还有太多需要了解的东西。在今年华源年会后的晚宴上，一位从中国飞去参会的客人和曾毅敏聊天时说到了一个词：国进民退。曾毅敏犹豫了一下，歉意地问道：“抱歉，你刚才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心，你就会发现，在硅谷折腾的人还是十几年前那些面孔，已经没有新人，硅谷华人创业断代了。

此岸

这是朱敏回到中国的第五年，今年他62岁。

5年前，他以NEA投资人的身份回到中国，不久就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给这家公司起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赛伯乐。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还要补一些基础课。有一次，他约见一个银行的领导，自己打着出租就过去了。结果下车之后，对方问他：你老板什么时候过来？他说：我就是老板啊。对方脸色马上就变得很难看。朱敏赶快给自己换了车。在杭州买了一辆宝马，在北京买了一辆奥迪。

回国的最初两年，他做了几笔投资，但更多的时间，他在学习，学习在自己这片土地生存的技巧。他学会了怎么识破被投企业做的假账；学会了和政府领导沟通时一口一个“汇报”；学会了要隔一段时间就在媒体上曝曝光，“不然人家会认为你被抓起来了”。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他调整了心态。“在美国觉得自己苦干这么多年挺有钱了，但回来一看，随便一个企业家只要有本事弄到几百亩破地，就比我有钱多了，心里很失落。”

回国的5年，朱敏先是和NEA、红杉等外资VC联合募集基金，后来又独立去美国募集了一只5亿美元的基金。这时的他，还是一心要做一个美国式的美元VC。

但很快，中国的创投格局开始发生革命性改变。几年的时间，仅浙江就成立了200多家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的优势快速消退。这时，朱敏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人脉关系搞不过“地头蛇”，信息网络没有本地老板灵通，投项目时的赌性和胆量没有本地基金大。

“我们是悬空的，”朱敏反思说，“对我来说，必然要过渡到一个土洋混合的阶段。”

朱敏采取了两个对策。第一，和本土企业家结合；第二，和地方政府结合。

2009年，赛伯乐投资正泰太阳能，朱敏和南存辉正式结盟，而与赛伯乐共同投资的上海联合投资则有着政府背景。在朱敏的布局中，南存辉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还希望在未来，正泰能成为他杀回美国的载体。“我在考虑把正泰带到美国，去硅谷做一个正泰科技园。”

与本土企业家结盟的同时，赛伯乐还与绍兴、杭州等5个浙江城市的政府合作分别成立了5只地方基金。

但在投资圈里，朱敏被看做是一个边缘的另类人物。赛伯乐以对创业团队强势而著称，屡被业界诟病。“正泰太阳能是唯一没有被他完全控制的被投企业，”一位熟悉赛伯乐的人曾对《创业家》说，“朱敏的态度是：你们现在玩儿的把戏，我早就玩烂了，你们听我的就行。”

“他也算做投资的？没他那个玩儿法。”曾经有多位投资界的大佬私下这样评价朱敏。5年来，朱敏没有得到业界的认可，也还没有能拿出手的战绩，他的赛伯乐至今没有一个IPO项目。

“累啊。”朱敏说，“中国的土地，美国式的种子，按加州的方式种庄稼，做起来非常累。所以，我意识到必须要落地，要本土化，但这很苦。人家在这个环境里泡了30年了，我最多才5年。”

和朱敏一样，在中国已经泡了将近5年的还有邓锋。邓锋2005年回国创立了北极光创投，一个瞄准科技和消费类创业公司的美国式VC。

“回国后最大的挑战，是那些机会型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可能会有道德瑕疵，但也许能更快成功，能有很高的回报。邓锋“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选择” 。

曾经有一家著名的互联网社区创始人来找邓锋融资，对方讲了一句非常露骨的实话。“就他这一句话，我就不敢投了。”还有一家做赌博机的公司找到他，邓锋同样没敢投。但不少国内的草根大佬都把钱投到这些公司。

“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回国后有了个虚名。但我们离开中国20多年了，比起沈南鹏、丁健这些早就回国来泡的人，肯定不如他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在这方面，虚名一点用也没有。”邓锋说。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同朱敏类似，邓锋回国5年，北极光没有领投出过一家IPO项目。而因为一开始就确定的美国式VC和美元基金的定位，他和朱敏又错过了国内创业板这一波资本豪宴。

“我们投的聚光科技和红孩子都是可以的，你们不能用浮躁的标准来评价我们。我相信，邓锋也一定能投出一家伟大的技术型公司。”朱敏说。

与朱敏和邓锋不同，陈宏并不认为自己与中国存在着隔膜。他说这和他爱折腾的性格和良好的适应能力有关。“我现在还担任了陕西商会的常务副会长，这都是民营企业家干的事情。我去榆林，不说英语，那里的市长和书记都认不出我是海归。另外我在青联里还任多职。”陈宏觉得这是自己在中国扎根成功的证明。

在北京华贸中心一间阳光充沛的办公室里，当年意气风发的硅谷创业青年陈宏头上已经多有华发。今年他48岁，但他距离自己的中国黑石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最近参与运作成功的亚信联创并购案总金额仅7亿美元，汉能也仅仅是充当了财务顾问的角色，5年前的分众与框架的并购案仍然是他无法逾越的纪录。

“人家黑石做的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项目，我们没这个实力，就先从几亿美元开始吧。”但对于陈宏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国内更有背景和能量的机构也在对即将兴起的并购市场虎视眈眈。他会在中金公司、中信证券这些大家伙的阴影下长大吗？他又能抵挡住九鼎投资这样国内资源丰厚的新锐们的进攻吗？

“我们也有退休领导做顾问。我要想从证监会弄些合伙人，那是分分钟的事。航天集团的重组都是我们做的，你们看不到而已。我们也在做矿，两年了。我现在去的都是国家级的、省里的、国企和大民企。”和邓锋的洁身自好相比，陈宏的本土化走向了另一个“极致”，业内有人把话说得很难听，说汉能是“官商勾结”。

他们在中国经济低潮期去了海外，虽有小成，但终究打不过那些美国本土的公司，大都被收购。如今回来，又面临着适应中国本土的问题。那些早回中国的李彦宏张朝阳们，已经坐稳了江山。未来，他们能不能在海归与本土间找到平衡点？

“我们这些人其实很不幸，”这是朱敏接受《创业家》采访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不幸之处在于，我们没能真正在中国改革的潮流里面。我们成了转型期里的变形动物。”

他们几十年来从太平洋这头飞到那头，看似在积极寻找机会，但潮流起落，并不由人，他们并没有占到便宜。这回，他们是不是又错过了这一轮中国的黄金期？还是像朱敏所说的那样，答案还没有到揭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