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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中国：外国人在中国的“新冒险”（六）

2014-10-11 02:52| 发布者: 郑瑟| 查看: 320| 评论: 0|原作者: 郑瑟

摘要: 作为一名讽刺作家，柯立思的观察像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是否愿意看到，但它确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状态。

作者：《全球商业经典》

　　和13亿人在一起

　　文/刘晋锋、汪若菡

　　作为一名讽刺作家，柯立思的观察像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是否愿意看到，但它确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状态。

　　当《独自在13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引进出版）的作者柯立思（ChristianY.Schmidt）在2007年开始沿着中国的318国道一路西行时，他刚到中国不到一年，几乎讲不了几句中文。这件事导致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画面感极强。柯立思多数时候要靠自己的视觉和直觉行事—不管愿意与否，他当时无法和遇到的普通中国人发生太多情感交流。

　　因此，有人评价说，这本书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有关中国的书”，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从中最大限度地看到这两个世界间的文化差异。这一点和之前以写中国著称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正好相反，能熟练使用中文的何伟在中西方之间找到了能将人们连接起来的桥梁—他和自己笔下的中国人发生了情感联系。

　　柯立思后来也说：“语言确实是个问题。”随着中文的进步，他从2008年开始为《德国日报》撰写有关中国的专栏时，笔调就有所不同—不过他目前正忙着闭关写小说，还来不及在中国再次进行长途旅行。

　　即便当时中文不灵光，柯立思的长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是一位讽刺作家，曾长期担任德国讽刺杂志《泰坦尼克号》编辑。讽刺虽然很难改变现实，但它好比一个情绪的阀门，能释放负面能量—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因此他能够训练有素地捕捉到一个族群的“集体性格”，并从中寻找到可笑的部分。这就使得他的观察像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是否愿意看到，但它确实反映了你自身的某种状态。有的读者后来说，他在书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还有许许多多“乱糟糟的场面”，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由外国人嘴里说出来，显得“特别尖锐”。

　　但奇妙的是，柯立思在经过了这样一场充满意外的旅行后，仍旧非常喜欢中国。在文章开始之初，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想和赢家在一起。”这是因为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旅行结束之后，他对我们说：“我得留在这里，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个讽刺作家在寻找素材—而是一个生活态度严谨的德国人的肺腑之言。柯立思承认，当他在中国乡村旅行后，中国人那种悠闲自在，“从来不担心要发生的事情”的酷劲儿让他这个紧张型的人也放松多了。

　　Q：当你沿着318国道开始为期3个月横穿中国的旅行时，几乎不会讲中文，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你这么干的？

　　A：我开始这个旅行的原因很简单：首先，我妻子是中国人，结婚后我被她“绑架”来了中国；其次，在德国生活着很多外国的族群，德国人总谈民族融合问题，所以我会很想融入中国；第三个原因是一开始我总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很放松、很随意，而我本身的性格很紧张，我非常想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就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怕似的。

　　一开始我对他们能这样生活非常不理解，我们家附近有几位收垃圾的，我好像从没看到他们忙碌过，他们总是坐在三轮车上聊天、抽烟、睡觉。当然，随着深入中国我发现这种印象不适用于大城市。大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跟德国人越来越像了，充满着紧张和压力感。但我在中国的很多乡村旅行时，感觉到这个国家至少有1/3的老百姓好像从早到晚都在打麻将，或清闲地喝茶。对于我这种来自工业国家整天都很紧张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太酷了。

　　Q：你在中国的这次旅行里，觉得中国哪个阶层的人最快活？

　　A：在旅行的时候，我真的经常想到这个问题：到底哪个阶层或哪个地方的中国人最幸福？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画面是在重庆的一个小吃店里，门口放着几张桌子和椅子，我坐在那里吃面条。这个店是一家人开的，妈妈是服务员，爸爸是厨子，小儿子在门口开心地玩，当时我就想，这家人真是挺幸福的。到底需要什么才能变得幸福，或者怎么定义幸福永远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如果我在北京的朝阳公园西门有个很大的公寓，在里面天天担忧我的未来，可能并不比这个卖面条的三口之家更幸福。

　　但是这也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如果你作为统治者，认为穷人也能很幸福，就让人们这么过下去，穷就穷了—让这种想法延伸下去是很糟糕的。

　　Q：你的书中有大部分内容描述的是一个乱糟糟的中国，这让这本书看上去像是一个老外不断受骗上当并且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的手册，这些经历难道没有影响你对中国的看法吗？

　　A：首先，我在旅途中上当受骗，不只在中国发生。我在越南旅行的时候受骗上当的次数比在中国多得多。我不觉得这是特别大的问题，更不会因为这个不喜欢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不仅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未来若干年内有可能影响世界。我觉得在这里生活比在一个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已经很成型的地方生活更有乐趣。

　　生活在这里，我确实是比以前放松了一点。另外，我自己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因为我现在是从远处看德国，反而会对自己的国家有新的认识。

　　Q：你在书中说自己在18岁之前是“毛主义分子”，那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整个欧洲卷入革命风潮的时候。在318国道的那次旅行之后，你又在中国生活了几年，这个国家现实的情况有没有让你感到与之前对它的想象有巨大的反差？

　　A：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分成了几个不同阶段。上中学那会儿，我受到当时德国的毛主义分子的影响，虽然不了解中国，但觉得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好的。第二阶段是我成年了，逐渐对中国丧失了兴趣，甚至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这是因为西方当时对中国的报道都很负面，焦点基本集中在中国的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问题上。

　　我是2002年离开德国的，当时从德文媒体上感觉中国两极分化的情况严重。但到了中国，我发现通过经济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的生活和想法并没有在西方被详细地报道过。另外，我来中国之前一直和多数西方人一样，总觉得北京、上海和整个东南沿海一带发展不错，但再往西边走就会很落后。现在看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2006年我和妻子在新疆旅行，对那里的公共设施的便利和先进感到很惊讶。在我为这本书旅行的时候，成都、重庆等很多地方的发达程度都让我惊讶，这也是对我过去观念的一个修正。

　　我自己这次5000多公里的行程，有很长一部分放在西藏境内，这也是西方民众关心的地区，所以我想自己一定要去看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去西藏的几个旅游点。作为一个不懂藏语的外国人来看，西藏的情况没有西方报道的那么糟糕。产生这种误差很大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封闭性的新闻政策造成的。中国目前不允许外国记者在这个区域随便旅行和报道，其实如果让他们亲眼去看，反而减少了辟谣和解说的必要。

　　Q：你在书里说，中国人是未来的赢家，这是基于什么做出的判断？

　　A：历史一直是这样发展的，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世界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现在最有发言权的美国正在逐渐丧失话语权。中国有占世界1/5的人口，若干年后一定会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拥有强大的发言权在我看来是一件挺顺理成章的事情。

　　Q：你在书中曾经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普通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这种品质与中国现在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的努力叠加在一起，难道不会让中国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吗？

　　A：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社会确实是很难运转下去的。但西方社会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比如说在欧洲天主教会有很大的势力，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是帮助穷人，同时也有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教会聚敛了很多钱财，西方人对这个现象也一直有批评。

　　在西方社会制度里并非没有利己或肮脏的东西，但我们的特点是总能找到一个不错的招牌，心里想发财，但嘴上不说。中国人似乎不需要任何招牌，很直白地就说我想挣钱，我想成功—你说这两种形式哪种更好呢？中国人的诚实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比虚伪要好。如果我是18岁的话，可能会更强调和相信主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会更欣赏中国这种比较务实的做法，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先把问题解决掉。

　　Q：中国目前呈现出“大政府、小社会”的情况，这种形态很容易滋生腐败，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中国目前的所处的这个阶段和你记忆里的德国有吻合之处吗。
　　A：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肯定是政府的权力应该得到更多的控制或者是监督，但中国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的议会选举制。我经历过柏林墙倒塌，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和我以前在东德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有多种财产和土地所有制，顶多只有一半算我以前在书上学到的社会主义，这种混合的模式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

　　我不知道中国是否能找到一种讨论或者参与的方式让群众对国家和政府有更多的监督。现在是政府自己在内部监督自己，这样的机制本身就会造成矛盾。至少要产生一个独立的机构能对执政者从外部进行监督，这样才会有效解决腐败问题。

　　但中国这个社会如此之复杂，是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我很难拿这个国家和跟欧洲的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类比。我曾经在很短暂的瞬间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有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中国年轻人，他们的一些行为和批判性的眼光有点像欧洲1968年那个时间点上的年轻人。但是这个感受稍瞬即逝，中国年轻人现在都去关心更现实的东西了，我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个感觉了。

　　Q：也就是说你完全站在中国人一边了，认为目前的制度是最适合这个国家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是德国能够提供给中国的？

　　A：我不觉得西方的制度要比中国的好，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经济制度是有问题的，其他方面就更难说了。中国有很多东西在我看来是不错的，比如，我不太赞同所有的土地都私有化，也认为应该保留一些国有企业。我不认同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认为西方的制度是最好的，大家都这样做世界就完美了。在大家都不能下结论说有一个制度适用于全人类的时候，有人在尝试不同的制度反而不是坏事，这样至少大家可以比较优劣。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误解我觉得中国什么都是好的，我批评中国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我也不认为西方就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说现阶段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控制它的经济，而不是让经济控制这个国家。中国现在有人会担忧经济发展带来的环保问题，我倒不是特别担忧—因为德国经历过这些，1970年前后西德因为工业发展，很多河流都是黑的，酸雨非常严重。从德国的历史来看，我们用了二三十年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在环保方面开始大规模投入了。

　　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在言论自由方面更开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