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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 在中国对非投资日益增长、中国和非洲经济结构同步转型以及非洲传统合作伙伴日益重视的背景下,中国对非投资最需要的是实现结构升级而非规模扩张。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投资驶入快车道。这与中国国内私营经济资金充裕有关。 但最重要的还是政策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2000年起,中国开始推动“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在纺织、家电、建材、农业、食品加工等行业技术成熟,再加上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差距不大,中国技术和资金的进入能够为非洲带来切实的帮助。二是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建立及此后的快速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有3个重要的机制对于促进中国对非投资有明显作用,包括中非发展基金、经贸合作区和对非洲中小企业的特别贷款。 这样,新世纪头十余年中,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增长超过400%。2009年投资额达到14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投资较上年增长55.4%。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区域比例已经达到83%,直接投资项目分布在非洲49个国家与地区,仅次于在亚洲的89%。中国企业在非直接投资范围广泛,包括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其中对自然资源开发投资较多,在非洲国家的大使馆推出的投资项目中,80%以上都跟矿产资源的投资有关。过去,投资非洲以国家经济援助,大型企业承担为主。随着中小企业力量的增强及非洲的开发,非洲国家逐步成为中小企业投资首选。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共有9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进行直接投资,而中小企业接近800家,占比超过85%。 尽管有重大发展,但中国对非投资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迫切要求对其加以升级换代。 首先,中非投资关系中存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大失衡。中国对非投资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但实现这一规模的代价却是中非的历史友好情感被逐步侵蚀。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的确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一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数量迅速增加,将各种在国内的不良习惯都带到了非洲,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二是大量中国产品,尤其是假冒伪劣产品涌入非洲导致了重大的不良后果,使中国在非洲人心目中友好诚信的形象受到损害。 其次,中国对非投资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基础转变,中非关系的历史友好情感基础正在甚至已经消退,但新的情感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二是机制体制不够完善,尽管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关系提供了机制体制的保障,但其层级不够高,人手不够多,专业不够齐;而政府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和保障体系也不够充分,诸多企业在到非洲经营时面临着可融资渠道少、政治风险保障弱、市场风险应对差等问题。三是改革创新动力不足,一方面参与中非关系的行为体正在快速多元化,但其利益追求却似乎朝向同质化方向发展,即追求短期的经济或物质性利益,而不思考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四是中国公民的文化素养不高,不仅为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也对中国的整个国际形象造成了伤害。 再次,中非投资关系面临着全线升级的挑战。由于中非投资关系的起点较低,因此迄今为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低水平的,需要全面升级。一方面,需要全面升级对非洲的理解和认知,促进中非关系社会基础。尽管中国政府层面、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对待非洲的态度是非常积极乐观和战略远视的,但到企业、公司、个人甚至地方政府层面,就往往非常简单地看待非洲,其中西方所宣传的非洲的消极面更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导致这些次国家行为体更多从短期获利的角度思考与非洲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对非洲的投资理念,升级投资领域。中国企业、商人乃至个人都一拥而上到非洲,相互之间不仅缺乏统一协调,甚至到非洲后为获利项目而竞相压价。这些低层次的投资者为非洲当地发展带来的则是挤压非洲当地产业的发展空间,进而招致其强烈反感。 最后,中非投资关系的外部竞争压力正在迅速上升。某种程度上,过去20余年中国对非投资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对非洲的关注度不够有关。但这一局面正在改变,来自国际社会的竞争压力正在迅速加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西方迅速强化其原有的对非政策、特别是机制平台建设,比如美国建立了美军非洲司令部,欧洲也强化了其欧非峰会机制,日本也加大了对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的投入;二是其他新兴大国也开始注重与非洲的关系,特别是如印度建立了印非峰会机制,土耳其也建立了土非峰会,金砖国家作为整体也开始讨论与非洲的关系,等等;三是不少国家开始对中国施压,要在非洲与中国开展三方合作,试图或者影响中非关系的发展,或者搭中非关系的便车。 就此而言,中国对非投资工作在今后一段时间的核心关注应当是升级换代,而非规模扩张。 首先,大力夯实中国对非投资或者更大的中非关系的社会基础。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曾于2009年发布《海外中国公民文明指南》,包括《海外中国公民文明社交指南》、《海外中国公民文明举止指南》和《海外中资企业机构文明指南》三部分内容,以期改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大力推进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建设,特别是推进中非广播电视媒体合作、中非智库交流、中非民间合作、中非青年领导人交流、中非法律合作等。但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需要广大的普通中国公民切实提高自身素质,为提高中国国家形象作贡献。 其次,升级对“走出去”战略的引导、管理、监督和保护。一是要建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内问责制度,处理“走出去”企业出现不遵守当地法律、不重视当地环境保护、不注重产品质量等现象。二是要建立有效的非洲投资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是政府要重视相应风险评估、通报和保护机制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企业也需提高风险意识,不能在平时只顾自己赚钱,有事时才想到祖国和政府。三是要强化中国与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提升保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第三,建立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公关战略。中国对非投资所面临的诸多批评,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危言耸听或夸大其辞,这凸显了中国人“多做少说”作风的某种不利之处。就政府和学术界而言,需要大力宣传中国投资对非洲发展的贡献,但更多的工作需要企业自身去做:一是要切实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加大回报当地社会的力度;二是要设立“企业外交官”,负责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公共关系发展;三是要促进企业员工与当地社会的有效融合,不能自我封闭。 第四,升级对非投资的领域和方式。基于国内经济发展需求或者企业自私盈利目的,当前的中国对非投资结构不够合理,领域较为集中,方式较为单一。今后需要推进中国对非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多元化,特别是要朝价值链的中上游移动,这样既可实现更大的回报,又可有效避免与非洲“争利”的现象。同时,也需要改进中国对非投资的方式,特别是要发展出与西方在非洲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新方法和新理念,不仅通过这种合作缓解西方的批评,而且可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其与非洲当地社会的融合方法,更可以通过在非洲的合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国际展望》副主编。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ingxin@wxjt.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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