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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整齐的帐篷,沿着铁路线在泥泞的田野里竖立着。用篱笆围起的营地里,驻扎着修建本格拉铁路的中国工人。一缕缕炊烟,伴着油泼辣子的香味在上空飘散。三五名中国工人,用辣椒拌着米饭和卷心菜大口吃着;不远处,一些安哥拉工人从碳锅中盛出当地的美食“凤栖”,拌着他们最爱的辣鱼干,大口咀嚼。 这些正值壮年的中国男人,如何能忍受远离妻子、亲人,孤独地在非洲工作两三年,“很多人语言不通,周末从不休息,从不曾因为劳累而埋怨”。和大多数非洲人、欧洲人一样,葡萄牙的铁路监理Philip多年来始终不理解这群中国人,甚至潜意识里抗拒理解,“正如很多欧洲人不接受中国标准一样,没有技术上的差别,更多的是习惯、文化不同。” 不同的语言文化、饮食习惯,倒也不妨碍他们在中国标准下施工,在同一个工地上挥洒汗水,慢慢成为师徒、朋友。7月7日,中国铁建二十局集团安哥拉项目部电务工步延辉说:“出国工作,我从不能接受当地习俗,到逐渐理解,尝试接纳。”Philip则告诉记者,自己因为本格拉铁路改变了对中国标准的认识,熟悉了中国技术工人,感受到中国企业的文化。 文化不同,情谊却深 “本格拉铁路横穿安哥拉东西部,未来将与赞比亚的铁路连接,运输矿石资源提升铁路和洛比托港的利用率,并方便赞比亚从安哥拉进口石油。”7月10日,安哥拉国家铁路局局长RULIU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本格拉铁路在非洲大陆战略地位日益提升,这条依照中国标准施工,中国技工与安哥拉工人共同修建的铁路,从一开始便格外引人瞩目。记者走进本格拉铁路奎托路段的施工现场,安哥拉的小伙儿Datrra正跟着工班长打桩。他在这里干了3年,但他并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自己在中国企业上班。“在中国工地上可以学手艺,还有一天三顿饭,工资也高,家里人很开心我能有这样的工作。但村里一些人,不出来工作,有时会骂我们这些出来打工的人没出息。”Datrra喜欢唱《伤不起》,似乎表明他无力改变村里人的观念。 步延辉35岁,2008年11月来的本格拉,负责铁路沿线信号灯的安装调试等工作,先后带过十几个安哥拉徒弟。“安籍员工,不喜欢加班,但很重感情;很多当地工人,一拿到工资,就离开项目组,花光了钱,再回来。”步延辉因地制宜地改变管理方式,融入当地文化,“每月发工资前10天,必须要招聘一批新工人,应对那些拿工资就离职的安籍员工。” Johe是步延辉的徒弟。在库巴尔施工时,Johe常常为师傅做小伙伴们的思想工作,让安籍员工能在周末按时出工,有时还训斥那些不戴安全帽的人。记者采访时曾问过安籍员工戴安全帽意义,他们的回答是,“中国的工班长要求我们必须戴安全帽。有时,我也偷偷不戴。” 2013年底,步延辉休假回中国探亲时,Johe提出了辞职,“您不在工地了,我也不来了”。步延辉听到这个离职理由,有些摸不到头脑,但从Johe的眼睛里看不到丝毫虚伪。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宗言说:“了解当地文化,培养当地工人,提升其技能,深层次融入当地的工业化。”安哥拉的员工,通过中国铁建的平台变身产业工人。 2007年以来,先后有近10万人次的安哥拉工人参与本格拉铁路施工。据悉,安哥拉工程项目部优秀的安籍员工可获得一份技能培训证明。有了这张纸,他们去巴西、葡萄牙等国的公司求职时就可以获得高薪酬,同时他们也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播到那里。 不言放弃,艰难坚守 安哥拉内政部资料显示,目前在安哥拉的华人总数近26万,且在其经济建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安哥拉一下飞机,记者就被告知,当地不安全。出去采访时,车上总会跟一名当地的军人。所有的中国员工来到安哥拉,都会被告知,晚上不得擅自离开项目点,白天出去也要结伴。85后的潘鸿和姜维2012年来到本格拉铁路项目上做测量工作,此时穆尼扬戈路段正值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两人一到安哥拉就被送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在帐篷里住第一夜,就遇到枪击事件。两个安籍员工打架,不知为啥后来就响起了枪声。”姜维说,“当时,我和同伴躲在帐篷里不敢出声,脑袋里空空的,只想明早就和领导说要回国。”但两人心中清楚,来到安哥拉就不能轻言放弃,坚守是最好的选择。 初到安哥拉的惊魂一夜,让姜维与潘鸿两人成为好朋友。在非洲的工地上,两个陌生的人因为同在异乡,或因为一段共同的经历而成为生死之交的剧情每天都在上演。 本格拉铁路沿途穿越海滩、草原、丘陵、沼泽、原始森林,地形地貌复杂,施工环境变化巨大。在施工现场,工人们都戴着蚊帐做成的帽子。“雨季,蚂蚁都会飞。这些飞行物一拍死,马上就有很臭的味道。”提起这些时,姜维皱起了鼻子。他不怕每5米放一次杆儿,每天测2公里以上,一天弯腰600余次。最让潘鸿受不了的是,“每个月完成一个项目点的任务,就要搬家到下一个项目,这个状态持续了8个月。” 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油价从上百美元一度跌至34美元,安哥拉经济受到重创,导致重建进程中资金链断裂。机场、港口、道路、住宅、铁路等大批基建项目,因为资金无法到位而停工停产。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张伯伦说,2009年是安哥拉战后重建最困难的一年,面对金融危机,大部分中资企业选择了与安方一道想方设法共渡难关,没有一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撕毁合同。 周海所在的项目部负责洛比托车站等房建工程,“大批的工人都撤回国内了,留守的人每天出去找项目,进行生产自救。”那时,在安哥拉的中国企业日子都不好过,周海出去拉活时,将有关基建的葡萄牙语单词写在本上,说不明白时就使用肢体语言。 而那时,远在800多公里外卢埃纳项目段的蒋夕登、蒋夕潘兄弟俩,在原始森林里负责看守修铁路的大型机械和一些原料。头两个月,两人打扑克解闷,没想到一次因出牌先后的分歧,两人生气将扑克牌撕了。“我们开始讲彼此小时候的故事,讲了两个月后,故事也完了。”蒋夕潘回忆,“雨季,人和车都进不来。我俩守着一只狗、一只鹅,每天没有人和我们说话。只有听着帐篷外的雨滴声,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难说眷恋,却已习惯 2012年8月17日,卢埃纳火车站彩旗飘扬,火车正式通车。安哥拉共和国总统多斯桑多斯携夫人搭乘“和平与胜利”号列车,前来剪彩。 44岁的Kolmnda和两个老婆带着四个孩子,正在不远处的农地里干活。远处的歌舞声飘来,孩子Sofia抱着Kolmnda的大腿问:“爸爸,这是你修的铁路吗?”他骄傲地回答:是,和中国人一起修的。当本格拉铁路被炸毁时,Kolmnda才13岁,听到广播中说“安哥拉人民什么都没有了”之后不久,他就参军离家,一走就是27年。 7月8日18时许,记者见到Kolmnda时,他已经在项目部等了一天。“你好,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Kolmnda穿着新工作服,与记者见面前几分钟特意跑出院子洗了手。他是一名维修工,负责修理铁路沿线大型机械和工程车。4年的工作中,他从不会拧螺丝,到如今已经能独立修理工程车的发动机,还会制造一些零部件。“每天800宽扎(约合8美金)的工资,可以养活家人。” Kolmnda的梦想是向中国师傅多学一些汽车维修技术:“铁路就要修好了,我的师傅也会回到中国。以后我想开一家汽车修理店。”Kolmnda心里清楚,自己不会永远在中国企业工作,学到本事才能让未来有保障。 而23岁的招弟却“不愿”铁路那么快贯通。2011年10月,作为葡萄牙语翻译,招弟应聘到安哥拉项目部。“以前在苏州工厂生产电脑配件,感觉自己就像机器人一样在生产线上机械地做着动作。”招弟带着梦想来到安哥拉,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招弟是一名合同工,本格拉铁路全线贯通交付安方后,她将要面临着再一次找工作。“很难说眷恋,但已经习惯这里生活,这里不是我的家,但我已不想马上回家。” 来源:工人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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