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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北京西站那些回不去家的人

2013-9-30 13:42| 发布者: 还是那片枫叶| 查看: 416| 评论: 0|原作者: 还是那片枫叶

摘要: 秋凉渐袭，北京西客站，等待搭乘火车、出外旅游、回家省亲的人们接踵摩肩，而这里的另一些人，却常年无家可归。流 ...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７日电特写：北京西站那些回不去家的人

刘诗蕾宋芳苑苏文丁静

秋凉渐袭，北京西客站，等待搭乘火车、出外旅游、回家省亲的人们接踵摩肩，而这里的另一些人，却常年无家可归。

流光溢彩的北京夜里，他们蜷伏在西客站南北广场，几张报纸、捡来的布袋，就是他们的床。

伴着过客的脚步声、笑声，他们入睡或看星月。

西客站这些滞留难归的人，让人看到，中国在飞速进步的同时，距离建成富强之国、人人享有美好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闫春花：我不愿带着孩子求人给钱

小小降临时，闫春花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天赐的礼物，还是命运给她开的并不幽默的玩笑。但７年后的今天，她能肯定孩子是自己活下去的动力。

２００２年冬天，河北沧州的闫春花因为家庭纠纷被嫂子赶出家门，来到她心中的大都市北京，在京流浪期间她被人强暴，２００７年，她生下了没有姓的小小。

４５岁的闫春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皱纹像爬虫一样遍布全脸，蜡黄的皮肤透着黑。瘦小的她不爱笑，只有看到小小时面部肌肉才会稍微放松。７岁的小小就像他的名字，长得比同龄孩子瘦弱，身上结着一层厚厚的黑痂，但眼睛非常明亮。

和不少流浪者一样，无家可归的闫春花和小小住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相似的遭遇并没能让“邻居”们对她更友好。“有一些人跟我说，跟他们抢地方的话，就要‘欺负’我。”闫春花擦了擦眼睛。

闫春花和小小每天都捡瓶子，运气好的话一天大约捡七十来个瓶子，运气不好就只有四十几个，废品站塑料瓶子回收价格起伏在七八分。这也就意味着，闫春花生意最好时，一天也挣不到七块钱。

但她没想过乞讨，虽然她清楚瘦弱的她带着小小，乞讨收入绝对可观：“我不愿意带着孩子跪在路上求人给钱，小小不愿意，我也不愿意让孩子这样。”

对于正当学龄的小小，闫春花说：“北京户口多难上啊！那么多北京白领孩子都没法上学，更何况是小小！”

小小也没想过要上学：“我只想赚钱，赚好多好多钱给妈妈。”在他的世界里，妈妈只是工作和别人不一样；他住的地方抬头就能看到月亮；好人特别多——很多人送吃的给他和妈妈，还有个叔叔经常骑着电动车跑来塞钱给他。

“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我喜欢挖土机，喜欢公交车，我想当一名司机！”小小说。

雷魁殿：“世上还是好人多”

他７岁殁母，８岁逝父，年轻时被日本人抓去做过苦力；他当过兵，打过仗。老伴去世那年他工伤致残，老板拿４００元打发他走。两年后，他来到了北京。

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２３年，他叫雷魁殿，一名在北京西站的乞讨者。

９２岁的雷魁殿银须白眉，衣着整洁的他一直微笑，好像每天都特别顺心。胯部受伤后，雷魁殿的腿也变得不灵便，但坐着的他看起来还是很精神。

不同于传说中的“高薪乞丐”，雷魁殿一天的乞讨收入仅一二十元。他在西站旁租了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屋里勉强放下一张小床，没有水电，月租两百元。

雷魁殿作息非常规律，六点去街边定点乞讨，晚上七点半回家，他特意买了个放大镜看捡来的报纸，还存钱买了个收音机听环球资讯：“我只听国家大事，什么娱乐唱歌的，我都不听。”

他说：“我已经知足了。而且我每天过得非常高兴！”

他并不觉得自己乞讨丢人：“我都这么大把年纪，又残疾，乞讨也算自食其力，但我绝不去收容所，我不能增加国家负担！”

去年他的乞讨罐被人抢走，旁边摆摊的２１岁的小周立马甩下摊子跑了大半条街帮他追回了钱罐：“大爷当时气得直哭，说这是欺负他人老又残疾。”

“世上还是好人多。”雷魁殿感叹，“常有许多好心人给我送来吃的。”

３２岁的刘明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出租车份子钱上涨，交不起份子钱的司机刘明下岗了，但他还是照常送来食物，过年时还给老人买了一套衣服：“看到他这么艰难我很难不做什么，但像我这种人也做不了什么。”

刘怀德和周连甲：想回家乡

“我喜欢车床，我希望能当上车间主任。”谈起自己的梦想，５５岁的刘怀德露出孩子一样的兴奋表情。年轻时，刘怀德在东北一家国企上班，是厂里负责车床的一把好手，但后来因病退职，“这辈子我都不能去开车床了。”

刘怀德也不清楚现在自己身上有多少种病，他浑身关节疼痛，喉咙里长了肿瘤，只能发出喑哑几个音，发肿的手早已无法动弹。

四年前，刘怀德带着全部家当从辽宁来北京治病。几月内花光所有钱后，找不到工作的他睡在了西站南广场，这一住竟是四年。

刘怀德住在广场出站口宣传栏背后，几个破旧袋子垒在一块就是他的床。这里不仅有股刺鼻的尿骚味，还有苍蝇萦绕。每有给他送食物的好心人至此，他都会催人快离开。他特别喜欢笑。

孑然一身的刘怀德在家乡没有亲人，但这仍改变不了他对家乡的思念。问及故乡，一直在笑的他突然哭了起来：“我想辽宁，我想回家，但我没钱，这辈子我都回不去了。”

周连甲和刘怀德是好朋友，虽然耳背的他听不太清刘怀德发出的含糊字音，但住在北广场的他还是常来南广场看望刘怀德。两人也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坐着。“起码心里有个安慰。”他说。

周连甲白天捡瓶子，行动不便的他每天收入一块多，饥饱往往取决于多少人乱丢吃剩的食物。

今年６９岁的周连甲脸皱得像核桃，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他常年穿一套破旧的迷彩服。他只记得２０多年前老家的房子被两个儿子卖了后，自己就从老家唐山到了北京。

在长期风餐露宿中，周连甲落下一身病。他两三年回一次老家，每次只呆几天。面对在外颠沛流离的父亲，两个儿子并没表现出多少关心，两人总是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凑出两百块钱作为接下来两年的生活费给他。

离上次回家已经两年多了，今年周连甲想回家过中秋，他已记不清上次吃月饼是在多少年前了。

可丢失了身份证的他买不到火车票，不知该如何回去，他更怕自己这辈子都不能回去了。

救助的努力

北京市救助管理事务中心主任王昌伦介绍，北京市２００３年成立救助管理事务中心。目前市里建立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全市１６个区县均建立了救助管理机构，每天２４小时接收流浪乞讨人员并提供救助服务。

救助内容包括：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所；对在救助站内突发疾病的，及时送医院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

王昌伦说，依据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救助的原则是无偿和自愿，更多是提供一种关爱。北京市这些年基本实现“应救尽救”。

他说，当前确实存在一些职业乞讨人员不愿意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的情况，因为在这里只能提供基本食宿，还会劝导他们返回原籍。这些人以乞讨为谋生乃至谋财手段，他们绝大部分不愿意返回原籍，对救助工作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或接受救助一段时间后还会继续返回城市街头乞讨，这是城市环境秩序管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社会问题专家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按照联合国标准，仍有一亿人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力量薄弱，许多问题还要通过艰苦的改革发展来解决。（完）（文中流浪乞讨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