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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权力事项精简68%、40%、66%……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晒出简政放权成绩单。抢眼的数字背后,政府到底向权力动了哪些真刀?简政放权是否达到社会预期?还有哪些权力自留地有待革除? 简政放权释放“红利” 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公开权力清单……新一届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从正在召开的各地两会上晒出的一张张成绩单看,简政放权改革一年来成效明显。 安徽省早在去年4月就启动了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编制工作,将75家省级单位的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征收等10类权力全部纳入清理范围,做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 “过去家底不清,权力边界模糊。有了这份权力清单,简政放权工作将发力更加‘精准’,推进更加规范。”安徽省政府编办副主任郭本纯说。通过编制权力清单、厘清行政边界,安徽省级政府权力事项精简达68.3%,行政审批事项精简32.6%。 按照中央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要求,浙江省级部门行政权力从1.23万项精简到4236项;江苏省级层面减少行政审批事项506项,行政权力精简幅度近40%…… 浙江省人大代表田云飞感慨地说:“我们公司曾经在自有土地上加盖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仓库,当时办理各种审批手续耗费了五六个月。后来公司要上市,又有很多文件要审批,原以为这回又要苦等好几个月,没想到政府部门一路绿灯,没花多长时间审批就办好了。简政放权让我们切实尝到了改革的红利。” 预期与现实仍有落差 抢眼的成绩单赢来“点赞”的同时,一些基层人士和地方两会的代表委员也对权力瘦身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南方某地一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现在政府都在说取消了多少审批,下放了多少权力,但对企业来说,感受有限。比如这家企业研发的新药产品,国家药监部门都已经批准了,但在向相关部门申请使用代码时却遇到障碍,也不说不批、也不说批。“过去跑北京跑省里可以批,现在倒是不用跑了,让层层上报等说法。” 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当前地方政府简政放权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放权“躲猫猫”、玩“数字游戏”。在简政放权中,有些单位为完成任务,把权力事项捆扎打包,以减少项目数量。少数单位把一些本应该取消的事项也进行打包处理,或者把风险大的权力事项和审批事项推出去,把有利可图的审批权抱在手中。“这种用‘合并同类项’和‘躲猫猫’的办法精简权力,实质是一种简政放权的数字游戏。”一位受访代表比喻道,自己清理自己手中的权力,恰如自己清理自己的办公室,谁会把有用的东西扔出去? 自设权力也是消解简政放权成效的又一招数。中部某市负责权力清单公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梳理权力清单时,发现某局一项行政权力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其取消却遭到抵制。该局表示一直是按这样的惯例办事,并且有部门内部文件规定。“由于该局属于条管单位,市里只能协商让其取消,如果该局执意不取消,市里也没有办法。”这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不少代表委员还指出,权力内部转移也值得关注。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迫于权力清单的高压态势,不得已将相关权力事项取消,但又巧妙地转移给“二政府”(各类评审机构),地方权力清单虽“清”了、“短”了,但企业要跑的事情还是很多。 步子如何迈得更大?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简政放权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地方两会代表委员提出建议。 深化简政放权,要对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再清理。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唐燕认为,简政放权要让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关键还在于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进行“破冰”。例如,涉及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审批事项,能够“放”给社会和基层政府的,就应当取消和下放。 深化简政放权,要主动堵住“制度后门”,做好“非行政许可审批”清理等工作。郭本纯说,非行政许可审批大多以部门的“红头文件”等形式存在,随意性大。这些审批行为不在《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范围内。“如果不堵住这些‘制度后门’,就难以将政府权力运行真正纳入法制轨道,简政放权的效果更要大打折扣。” 深化简政放权,加强监管、做到放管结合也是考验地方政府的一道难题。“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在落实放权责任的同时实行监管责任,防止放不到位和监管真空。要做到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四川省人大代表冯斌说。(记者杨玉华、叶建平、岳德亮、朱国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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