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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梳理设立国家公祭日来龙去脉：呼声由来已久

2014-12-7 23:30| 发布者: 蜚语| 查看: 238| 评论: 0|原作者: 蜚语

摘要: 　 30多万被侵华日军血腥屠杀的遇难同胞、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有了属于自己的祭日。一个以国之名，举国同祭的纪念日　　“看，从今年 ...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30多万被侵华日军血腥屠杀的遇难同胞、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有了属于自己的祭日。一个以国之名，举国同祭的纪念日

　　“看，从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国家都要为你们在内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听，77周年的和平警钟即将敲响！”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孙女夏媛12月1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冥思厅诵读悼念遇难亲人的祭文。

　　即将到来的12月13日，是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此，30多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有了属于自己的祭日。一个以国之名，举国同祭的纪念日。

　　2014年，距离南京大屠杀发生已经77年，距离日本战败和二战胜利已经69年，我国为何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设立国家公祭日？公祭日设立的背后又有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设立公祭日呼声已久

　　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背后，是一批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从在全国第一次举行集体祭奠仪式到坚持20年不间断，从第一次提出国家公祭到“绞尽脑汁”通过多种渠道发出倡议，担任纪念馆馆长20多年，将“12·13”设立为国家公祭日是他最大的心愿。

　　“作为在二战时期曾遭受了巨大伤痛的民族，我国国家层面一直没有一个集中祭奠死难者的日子，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符，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推动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对30万遇难同胞最好的祭奠！”朱成山说。

　　在朱成山的“谋划”下，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由来已久。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全国人民都应铭记的日子”，在参观完纪念馆并与朱成山深入交流后，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把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并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同时建议升格纪念馆。赵龙的这份提案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时间成为当年两会的焦点话题。

　　“我的这一想法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当时就有4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后来，我还收到了上万条网友的回复，他们都对我的提案表示赞成。”赵龙对此记忆犹新。

　　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代表再度提交了一份建议，内容同样是建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设为国家公祭日，在南京举行国家层面的悼念遇难同胞活动。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就他的建议办理情况作出答复：“由江苏省委、省政府按程序向中央提出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国家公祭日的申请”。

　　多年来，除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层面、媒体界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

　　最终，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载孔子门生曾子的这句话告诉人们，敬畏死者、追念先贤，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社会风俗道德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

　　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祭奠圣人、先贤的日子并不少见，但唯独缺少了国家公祭平民的日子。中华文化中亟需补上这样的一课。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尊重生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鲜明特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顿时成了冤魂。滥杀无辜是反人类、反人道、违背国际法的罪恶行为……举行国家公祭活动，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悼念，这一正义之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尊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在给《国家公祭——解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资料集》的序言中写道。

　　重拾伤痛教育也被视作另一种“补课”。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标志着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

　　69年后的同一天，南京江东门小学的36名学生成为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的首批学员。当天，他们领到了刚刚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和《和平学概论》作为教材，授课教师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和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赵德兴。

　　“开设国际和平学校并非中国首创，而是借鉴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广岛国际和平学院等的做法。”朱成山介绍，这些纪念馆均设立专门的训练营、研究性学习班，通过举办讲座、证人证言等多种形式拓展人们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思考。而南京国际和平学校包括9月9日首期培训班在内，今年将举办10期，明年举办100期。将从历史与和平的视角，对北京中关村中学、上海市西中学、香港九龙职业中学等100多所共建学校，以及来馆交流的外国学校师生开展培训。

　　南京宝船小学退休教师王焱说，在长期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中国中小学历史教育沿用的是通史教学、课堂教学方式，不利于青少年对民族特有的历史记忆进行深入了解。“有必要让南京大屠杀历史完整地走进课堂，并组织中小学生前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社会实践教学。”

　　中国二战贡献与损失不应被遗忘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当前世界兴起反思战争、珍爱和平的热潮中，我国适时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对国际社会的最好提醒：作为二战的四大同盟国之一，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态度的变化及东西方阵营的长期对峙，南京大屠杀历史一直不为国际社会所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英文版《被遗忘的浩劫》面世，这段历史才为西方社会逐渐认可。

　　南京大屠杀历史国际认知甚少的现状，是我国抗战历史不为西方社会接受的一个缩影。欧美学界一些人对中国的抗战贡献要么根本不了解，要么不屑一顾。

　　欧美各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显示，美国特别强调二战中“本国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重塑”；英国重点着眼二战中重要人物、事件对英国的冲击；澳大利亚、加拿大对盟军占领日本、本国军队贡献等内容“浓墨重彩”，而对日本入侵中国“一笔带过”。

　　这一现实已经引起了少部分西方学者的关注。2013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关于二战，世界亏欠中国”的研究成果，称“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承认，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资本”。

　　米特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最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大约100万日本军队，共发生了137次局部战事。“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二战在欧洲战场的战事会更加扑朔迷离，出现其他变数。”近年来，他和他的老师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一起，推动着西方世界开始逐渐认识中国对二战的贡献。

　　更值得忧虑的是，当前西方多国在中日历史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在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一方面，对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漠视；另一方面，对日本一再破坏战后秩序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朱成山等专家表示，这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构成巨大威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既震慑日本右翼，又超越中日博弈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法官梅汝璈先生的话至今发人深省。

　　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国际上“感触”最深的肯定是那场战争的加害者、历史上多次侵犯中国的日本。虽然我国设立公祭日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将侵华日军罪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有力震慑日本右翼谬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对此，我们无需讳言，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一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分子始终将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部分史实作为美化侵略战争的突破口，并一再篡改教科书中相关内容。然而，在铁证如山的历史面前，任何狡辩都是无力的。

　　“这是对妄图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的一个警示，”朱成山说，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有定性。此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公祭日，再次强有力地维护了当年的判决，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意志，不容任何诋毁与质疑。

　　当然，我国设立国家公祭日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震慑日本右翼，而是超越中日博弈的决策。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上世纪90年代，受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影响，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时“冷”时“热”，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历史就是历史，不管两国关系走向何方，都不该影响学术研究。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说，受害国应该对国民进行切实的历史教育。中国选择这一时机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在清楚地表明反对日本再次走向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也是在向日本民众发出呼吁，即日本民众要反省历史，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携起手来，对日本政治的错误走向说“不”，共同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蔡玉高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