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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文/-张恒涛 中华民族向来以“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而自豪,不过,“四大发明”这一说法,却诞生在抗战期间。 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第一个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和他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四大发明”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时刻提出的,曾经有人这样高度评价它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四大发明)这项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十个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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