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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他的身上留着法兰西民族的血液,行事风格却显得越来越中国化了。不过,他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变得世故圆滑。 法国青年朱力安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脸:高鼻梁,深眼窝,一头略显发黄的鬈发和一米八七的大高个儿,可是他一开口的“京片子”,还是会让很多人冒冷汗:这个老外的普通话竟然这么流利! 来中国生活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朱力安在这边先后完成了工作、娶妻、生女等重要人生转轨,他越来越像个中国人,也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母语文化。 中国式忙碌 在中国,他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是主持人。从2005年开始,朱力安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一档新闻评论节目,六年时间坚持做下来,他累积了不少铁杆粉丝。 因为这档节目是录播,并且有两名中国同事和九名外国同事轮流搭配做,朱力安不用像其他上班族那样朝九晚五。每个月去电台三五次,每次录上两三期,也就差不多够播了。 腾出来的大量时间他去忙别的事。这几年,朱力安的知名度渐高,各种各样的主持邀约像雪片儿一样飞来:央视的、凤凰卫视的、各省级卫视和地方电视台的,官方的、半官方的、私人老板的…… 朱力安懂得“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对于这些邀约,基本上只要有时间就会过去。“你知道,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固定单位,没人给我交社会保险,所以,要勤跑动,才能多赚钱。” 前几年,朱力安还没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胡乱花钱的日子,现在有了个两个月大的女儿,他开始跟很多初为人父的中国男人一样,操心赚“奶粉钱”。 除了主持,朱力安还偶尔接一些相声、唱歌、当演员等方面的工作。他是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的弟子,2008年曾经参加过央视举办的相声大赛,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混在十几个中外歌手里,一起合唱了一首奥运歌曲《同一个梦想》,之后的演出邀约比以前更多了。有一段时间,朱力安不停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间穿梭飞行,忙得没有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后来,他意识到这有点得不偿失,就开始试着推掉一些工作。当然,也不是完全推掉,他会把一些不错的机会适当推荐给别的外国朋友,这样一来二去,两边的朋友对他都很感激。 中国式关系 朱力安明白,在中国的职场,除了工作能力本身,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武器。 一开始,他对中国人之间复杂的人情世故多少有些不适应,后来见得多了,才渐渐懂得其中一些道理。 2005年,朱力安接拍了一部电影,所有镜头都拍完之后,制片人突然跟导演闹掰了,决定换个新导演。原来的导演怒冲冲地要将制片方告上法庭。当时的朱力安不知深浅,先打了个电话给被换掉的导演,安慰了他几句;后来又跟制片人谈好了新的合同,决定继续参演。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对两边都表达了尊重,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制片人认为他见风使舵;被换的导演也觉得他不讲义气。 那段时间,朱力安挨了不少批评和冷眼,最后只好求自己的老师丁广泉帮忙。丁广泉送给朱力安一句中国古话,“带来是非者,必是是非人”,然后带着他逐一到制片人和导演那边赔罪,告诉人家,“这孩子的品性我了解,主观上没有任何恶意,就是思想上太单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矛盾这才得到了化解。 自那以后,朱力安便格外注重自己的言行,有时候邀约被临时取消,他从不打听原因,反而是很大度地跟对方说,“没事儿,没事儿,那下次再合作吧”。 丁广泉还告诉他,在中国接活儿不能两只眼睛只盯着钱,首先应该保证的是那些经常合作的电台和电视台,其次才能考虑商演。有时候,一些政府举办的公益活动,甚至还要不计报酬义务参演。所有这些,朱力安都一一记在心里。 中国式谎言 眼下的朱力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透过央视红遍中国的加拿大笑星大山。不无巧合的是,大山也曾经是丁广泉的门生。 只是,如今的大山早已一骑绝尘,将大多数在中国走演艺之路的“洋明星”抛在身后。他入选2004年度的“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评价“大山虽然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加拿大政府对他也格外器重:2006年,加拿大女总督米夏埃尔·让亲自将象征最高终身成就的“加拿大勋章”戴在大山胸前,用以表彰他为中加友好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朱力安羡慕大山的这些成就,但他同时又是清醒的。“他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俩的经历也有很大不同,所以只能走自己的路。” 与大山通过国际间的学者互换交流项目来华不同,朱力安第一次来中国多少有点偶然性。1999年11月,20岁的他从巴黎来到上海,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一个中国女孩,其次才是学汉语。 到了上海,他才发现这里学费比他想象得要高很多,于是改道福州,在那里找了一间收费相对低廉的学校入读。即便如此,八个月之后,他手里的钱还是花光了。没办法,只好返回法国老家。 2002年4月,朱力安再次来中国,铁了心要留下。因为中英法三种语言都很流利,他的求职之旅算不上坎坷,先是在上海郊区一家周末培训机构教了一两个月的英语,后来又跳槽到几家报社的广告部工作,中间甚至还被一个温州老板相中,高薪挖他去卖汽车零件。 但整个过程却让他观察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很多现实。比如说那家周末培训机构,里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被父母强逼着过来的小孩儿,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让学习变成痛苦的事情。而且那个校长暗示法国人朱力安最好说自己是英国人。朱力安觉得不好意思,只好用了个折中的办法,推说妈妈是英国人,自己是在法国长大的。 朱力安最想做的,还是与艺术有关的事情。朱力安出身音乐家庭,父母都是巴黎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来中国之前,他自己也研修了多年的大提琴。只是因为罹患手疾,音乐梦想才猝然中断。 通过一个偶然机会,朱力安参加了“国家汉办”拍摄的对外汉语视频教材片的拍摄工作。教材片拍完不久,闹起了“非典”,所有的工作都不得不陷入停滞。朱力安咬咬牙,没有回国。在上海的老弄堂里,他租了一间公寓。 因为收入锐减,有时候朱力安常常只花5元钱,买一屉小笼包或者一碗葱油拌面当作午餐。 即便如此,几个月后,手里的钱还是用光了。他硬着头皮给远在法国的妈妈打电话,求她寄1000元钱过来救急,“在我们法国,男孩子过了18岁就不能再从家里拿钱了,所以当时我很惭愧,也不敢多要,每次1000元人民币,总共要了两次。” 中国式圆滑 朱力安正式去找丁广泉拜师是“非典”之后的事情。当时,丁广泉正在家里纠正几个老外的发音,朱力安自恃汉语说得不错,便频频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惹得丁广泉很不高兴。“我心想,到底是我教你呢,还是你过来教我?” 碰壁之后,朱力安不明就里,依然回去做自己的事。倒是丁广泉觉得这个外国小伙子有可取之处,中间帮他推荐了几次主持机会,一来二去交往增多,两个人对彼此都有了更多了解,师徒关系才渐渐确定下来。 现在的朱力安要谦虚谨慎得多。他说,中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对频繁参加一些辩论节目感到有些厌倦,之前在法国,不是大家都很喜欢直接亮明自己观点的吗? 朱力安认为,法国文化对年轻人进行的是“成功学教育”,“他们总是教育小孩子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好让他们长大后去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而中国文化的精髓则是“生存教育”,“从儒家到道家,都是在教育你怎么去适应周边的环境,做到天人合一,你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好好做人”。 然而,中国文化毕竟也有圆滑世故的一面。比方说“中庸之道”,下级做事永远不能比上级更精益求精。 “假如我待在中国的交响乐团,不是首席大提琴的话,绝对不能跑去跟首席说这样做更好、那样做更好,有时候明明知道水平可以提高,却还是不得不照着低的……有时候为了讨好人家,不光要拍马屁,甚至还得请客、送礼、塞钱……” 朱力安不想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也许中国人这样做大家会觉得正常,但如果像我这样的老外也这样做,就会让人觉得很油。” 不管是不是真的产生了隐忧,他都对现在的生活做出了调整:挤出来的时间,朱力安更多地留给法国的小说和法国历史书;一个人吃饭,也尽量去吃西餐或法国菜。“这可能是出于乡愁,毕竟我不能丢了生养我的母语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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