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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界 50岁,每个月飞十几趟北京、上海,每个月见50个创业团队,任何项目只投资18个月——史蒂夫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大学生创业团队中来回奔波。在偏执地坚信,下一个扎克伯格就在这里。他在找他。 光头、黑色羽绒服、卡其色休闲裤、黑板鞋、黑背包,史蒂夫的打扮干练利落。不过,最令《商界》记者吃惊的是,这位来自美国的天使投资人竟抽着5元钱一包的“大前门”,与创业者侃侃而谈。在以往的认知中,“天使们”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找你时从天而降,你找他时无迹可寻”。史蒂夫却带着与知天命的年龄不相符合的激情,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充当起创业导师。 上半年,私募谁最赚? “敢死队”再创304%收益 第一手私募调研资料 ——当中国富豪心急如焚地抢夺哈佛大学生扎克伯格的Facebook股票时,史蒂夫一如既往地奔赴在赶往下一所高校的路上,并始终坚信——下一个Facebook的诞生,将会在中国。 美国“天使”走进中国大学 史蒂夫成为天使投资人并非“科班出身”。相反,他之前的身份一直是创业者,在其三段自主创业的经历中,第三次创业更是深受投资人之累。 2006年,史蒂夫的第三家公司在上海成立。公司的商业模式很简单,有订单需求时,史蒂夫就在合作伙伴的店里架上在线视频设备,雇佣专人进行双方买卖的翻译,远在美国的妻子则为买家提供在线视频场所。通过摄像机、电脑和翻译,生意就做成了。2008年,史蒂夫还获得了一家美国基金公司的投资。 好景不长,当时史蒂夫的公司销售规模不错,投资方为了追求更大销量,希望史蒂夫加大广告投放,而不是仅依靠口碑宣传。争论不休的结果是,“拿人家钱手短”的史蒂夫最终选择了屈服。但对这种小公司而言,追加推广投入无疑丧失了之前的低成本优势,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史蒂夫的公司毫不留情地“吞噬”。 “创业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还要坚持。”从此,史蒂夫这样告诫自己以及更多的创业人。 就在这时,史蒂夫听闻美国亲友的风险投资经历,并得知,“同样的钱,在美国只能投一个项目,在中国能投10家。”如果把在中国从事风险投资看作是创业,显然是一项成本小、门槛低,市场前景大好的买卖。 把钱投给谁?改变世界的微软、苹果、Google、Facebook都是由学生创建,“虽然美国创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但大学生基数小;中国创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小,成功几率也相对低,可大学生创业基数大。综合起来看,中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几率并不比美国大学生低。”史蒂夫向《商界》记者分析道。 而且,“在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美国知名学府,有500人甚至更多的校园天使投资人活跃其中,在中国,还没有‘天使’想到要去大学中‘淘金’。”这是一片蓝海! 这一次,史蒂夫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老外投资人眼中的创业法则 法则一:免费电梯演讲 2008年,史蒂夫与合伙人创办的泰乐琪风投公司在杭州成立。就在同时,一道中美文化差异导致的价值观鸿沟横亘在史蒂夫面前。 在美国,学生被鼓励质疑权威,独立思考;在中国,年轻人所受的教育是要服从权威,顺从前辈经验。差异化的结果是,美国年轻人追求的偶像是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创业者,中国的年轻人则向往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的大型国有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等岗位。 如何激发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热情? 很快,电梯演讲模式出现在史蒂夫的脑海中。这种模式源于著名的麦肯锡公司。一位麦肯锡项目负责人在电梯间里遇见对方公司董事长,在被问及项目结果时哑口无言,即便有准备,也无法在电梯从30层到1层的300秒钟内把结果说清楚。此后,麦肯锡规定所有汇报尽量归纳在3条以内。 史蒂夫认为,创业者要办一个公司,首要的一个素质便是,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电梯演讲不仅锻炼思维、口头表达能力,也有助于改变学生们的价值观。 很快,免费电梯演讲比赛在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浙大等几所高校拉开帷幕。史蒂夫将电梯演讲时间设置为每人60秒。每次比赛开始前,史蒂夫或几名创业成功的青年人向学生们讲述创业经历,调动起现场气氛后,在网上提交了创意演讲的20位学生上台阐述。 学生演讲完毕,由现场观众投票,得票最高的5~7名学生进入第二轮演讲,第二轮得票最高的演讲获得最佳创意奖。从始至终,史蒂夫只是台下的观众,而非打分的评委。 最初,学生们腼腆着不敢登台。到后来,每场比赛座无虚席,每当比赛结束,许多没能上台的学生就将史蒂夫团团围住,告之自己的创意,希望能得到指点或投资。 如今,已有好几个学生从电梯演讲中脱颖而出并获得史蒂夫的投资。但史蒂夫对于举办电梯演讲的初衷从未改变——电梯演讲是改变中国大学生创业观的契机,而不仅仅是寻找投资项目的筛选工具。那些参加了电梯演讲的学生被激发出创业激情,找来团队动手实践,制作出产品,这才是史蒂夫真正想看到的景象。 所以,创意点子的好坏、之前是否有创业经验,史蒂夫毫不在意。“清晰、明确的表达,让别人知道你这个项目的特点,”这才是参加电梯演讲或其他创业比赛应重视的关键。否则,天花乱坠的创意就像一段表达不清的阐述,根本吸引不了投资人的眼球。 史蒂夫告诉记者,在其已经投资的25个项目中,没有一个项目的团队领导者是有MBA背景的人,全是创业经验较少的大学生。因为“我不需要完美的纯idea(创意),我需要有激情、执行力强、有毅力,能将创意演变为产品的‘doer’(实干者)。” 法则二:从“thinker”到“doer” 采访中,史蒂夫一直强调自己不喜欢“thinker”,只需要“doer”。因此,真正考验学生的环节是在拿到投资后,如何向史蒂夫证明你是一个“doer”。 2010年,清华大学研究生闵蕾获得了电梯演讲比赛冠军。这是个意外之喜,随后,闵蕾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心中酝酿已久的创业构思告诉了史蒂夫。 构思来源于清华大学各种杂乱无章的信息海报,以及更新缓慢的校园BBS论坛。闵蕾琢磨,能否通过移动互联网改变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打造一个有交友性质的移动版分类信息平台,将校园讲座、社团活动、招聘、二手信息等,精准、即时地分享给广大用户。 但这样的信息平台有市场吗?能做多大?最关键的是,启动资金从何而来?闵蕾等人显然无法仅靠自己解决这一系列棘手问题。 史蒂夫对此充满信心,“Google创建前搜索引擎市场也并不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闵蕾团队就拿到了延续团队存活18个月的种子基金。 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但考验才刚刚开始—— 此后,闵蕾平均每月见一次史蒂夫。交流对产品的想法,项目推进的成果,团队需要的资源,以及团队成员流动情况等。 《商界》记者采访当天,正好是史蒂夫与闵蕾的会谈日。前者先试用闵蕾团队的最新研发成果,对其努力表示肯定,接着便“翻脸如翻书”:“我们这个版本现在有多少用户,用户的体验感受,你打算怎样增加用户粘度,到今年6月底,你预期能增加多少新用户?” 闵蕾有备而来,提出五个加强用户粘度和增加用户人数的办法,但史蒂夫并不满意,“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针对闵蕾提出的预计增长用户量,史蒂夫继续发难,“你打算怎么达到这个数字?” 闵蕾有点蒙,一阵局促后向史蒂夫坦陈暂时还没想到具体办法。大约一、两分钟时间,史蒂夫没有说话。接着,他做出一个理解的表情,向闵蕾建议,“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对增加用户数量有没有用……”说完后,立马掏出自己的手机,将一位在知名网站任要职的朋友的电话抄给闵蕾,又在自己电脑上给对方发了一封邮件,请其帮助闵蕾。 闵蕾离开后,史蒂夫又见了另一个团队。交谈中,史蒂夫发现这个跟进了几月的团队在产品定位、受众等问题上都还没有找到方向。史蒂夫全神贯注地听着学生阐述,额头的皱纹越拧越紧,偶尔提问几句,对方也回答不上来。 史蒂夫双手扶住额头,将脑袋向后仰了几次。他当场帮助团队重新回顾最初的创业构思,项目的框架搭建,团队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他必须把“thinker”拉回到“doer”。 在史蒂夫心中,这就是自己与中国天使的最大不同。事实上,当史蒂夫要求创业者必须是“doer”的同时,自己也是一名“doer”。“我在亲自寻找做实事的人。你之前做了什么,现在做出了什么,在这个时间段中间,你又做了什么?” 法则三:只投资18个月 相比国内风投往往会等到创业公司有了一定知名度,再提供风险投资的做法,史蒂夫的投资方法有点特别——只关注并投资大学生创业所需的第一轮种子基金。 目前,史蒂夫只投资自己熟悉的三个领域:手机游戏、移动应用、互联网应用。这三个领域,特别是手机游戏,也是大学生最喜欢玩、最容易上手的创业项目。 每次当史蒂夫见到一个有潜质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到决定提供投资,中间只需要10天。这期间,史蒂夫会与团队深度交谈三五次。主意拿定,一两个星期后,一笔能够延续团队存活18个月的种子基金将一次性打到团队账户上。 “为什么只投资18个月?”史蒂夫向记者解释道,“我喜欢花钱有计划的创业团队。我一般不会一次性投资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学生初创项目,投资50万元人民币是最佳额度。这意味着,这些创业团队每月的支出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直到项目做起来了,找到更大的投资人。” “对初创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把产品做好。比如第一个用户觉得这个产品特别好玩,把它推荐给自己的朋友,然后朋友再推荐给朋友,就像击鼓传花。而不是烧钱做营销,要知道,像Google、Skype、Facebook,当初可都没有钱做市场营销。”谈到钱,史蒂夫一脸认真。 而这种“小额”投资额度回报给史蒂夫的,是获得创业团队20%的股权。“在我投资的25个创业团队中,已经有3个团队开始盈利。我不打算卖掉股权,或者再追加投资,我会很乐意为他们提供更大的投资人资源或技术资源。想想,将来这些项目可能是中国的Facebook或另一个腾讯,而我是他们的第一位伯乐,这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在史蒂夫心里,自己始终是他们创业路上的啦啦队员兼教练。至于回报,“也许是7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了。” 未来之星在中国 如今,通过电梯演讲比赛、微博等方式向史蒂夫寻求指导或投资的创业团队不计其数。每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史蒂夫都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等高校连轴转。在高校附近、创业者聚集的咖啡厅,主动上前向其毛遂自荐的创业者也逐渐多起来。 看着这些微妙变化,史蒂夫趁热打铁,又举办了“中国星”(大学生创业孵化计划)比赛。那些执行力强、学习改进能力强的团队则成为史蒂夫的重点关照对象,尽力提供其需要的技术与资源。如果项目合适,则会拿到任何创业团队都梦寐以求的种子基金。 令史蒂夫高兴的是,这种优秀的团队已经在中国星出现。其中一个由一名学音乐的学生主导的项目,制作一种基于手机号码编曲的程序,在团队不断改进中,同一个手机号已经有几十种风格变化和搭配形式供人任意挑选。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个性手机铃声程序,但相比市场上千篇一律的手机铃声公司,这个团队的产品超越了所有前辈。当然,也出乎史蒂夫对这个团队和项目的预期。 “尽管现在拥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不多,但我相信自己总能找到几个。”史蒂夫信心满满。为此,他更加坚定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在接下来5年,我准备用1000万~1500万元人民币,再投150个项目。谁说下一个Facebook不会诞生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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