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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非洲之踵：政治风险如同一枚定时炸弹

2014-9-22 20:18| 发布者: 郑瑟| 查看: 368| 评论: 0|原作者: 郑瑟

摘要: 富贵险中求。尽管非洲动荡的局势阻止了不少投资者的步伐，但那些已先行的淘金者却认为，非洲就是一座富矿，而且矿藏得很浅，亟待挖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中将有7 ...

来源：大洋网-《赢周刊》作者：陈纯丽

　　富贵险中求。尽管非洲动荡的局势阻止了不少投资者的步伐，但那些已先行的淘金者却认为，非洲就是一座富矿，而且矿藏得很浅，亟待挖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中将有7个来自非洲，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

　　“非洲大陆有无比丰富的资源，如果你真想赚钱，你就得去那里。”一家开展非洲业务投资的公司负责人说，当下面临机遇的非洲，如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

　　“非洲虽是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但也可以像中国改革开放一样带来二三十年的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在第五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指出，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非洲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的最后一站，也可能是最好的一站。

　　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顺利在这个“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掘到金。

　　有个说法是，中国和欧洲的企业家存在一大差异。欧洲企业家看到老虎，会先研究它的特点，再找出制服它的方法。他们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进行各种可行性研究。而中国企业家看到老虎，会先跳到虎背上，然后想“好了，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正是这种心态帮助中国在过去20年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在与中国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的非洲各国投资，还需要从头学起。

　　投资非洲：中国式改革开放的非洲困境

　　中国式改革的开发机遇

　　国内最大的女鞋代工企业华坚集团走进埃塞俄比亚，是在“媒人”林毅夫推动下做的决策。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劳动密集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工资，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已是必然。而非洲要改变目前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抓住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往海外转移的机遇，学中国“设园区，由省长、书记亲自招商引资的经验”。2011年3月，当他把这一思路告诉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时，梅莱斯欣然接受。

　　2011年8月，梅莱斯借深圳大运会之机把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介绍给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并邀请其去埃塞俄比亚考察。而埃塞俄比亚愿意学习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成为打动张华荣前往该国投资的关键因素。当年11月，张华荣应埃塞俄比亚政府之邀，前往该国考察并决定建厂。“决定投资后就采取了比较快的措施：运设备、在当地招聘员工，然后找90个埃塞俄比亚人到中国培训。”张华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短短不到3个月，华坚便在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往东南方向约30公里的东方工业园建起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制鞋厂。

　　东方工业园是一个中国人投资建设并于2007年11月获商务部批准的境外合作区，目前已有16家中国企业进驻。这是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模式的成果之一。它是埃塞俄比亚“持续性发展及脱贫计划（SDPRP）”的一部分，被列为该国工业发展计划中重要的优先项目。

　　从2012年1月开始，打着“埃塞俄比亚制造”标签的皮鞋销往欧美市场。更重要的是，华坚作为在埃塞俄比亚注册的企业，还能绕开贸易壁垒，享受零关税。而这也是吸引众多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原因之一。

　　如今，华坚在当地已拥有近3000名员工，投资规模近1500万美元，今年将突破2000万美元的出口创汇。按张华荣的规划，十年内将在埃塞俄比亚投资20亿美元兴建战略基地，为当地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

　　同样看重非洲中国式改革开放机遇的还有刘晓川。从7个人的小工厂起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其所带领的临沂市四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颇具规模，然而，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及逐年上升的生产及用工成本，迫使他将目光转向国外。

　　2011年9月，刘晓川投资近600万元在肯尼亚投资开办了沃特工业品公司，专门在当地生产焊接材料和经营农机、植保机械。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环境上看，现在许多非洲国家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都跟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很像。”刘晓川说，尽管非洲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推广起农机来存在一定难度，但相比在欧美发达国家开拓市场而言，非洲更适合四方机械。

　　正是由于非洲的工业化水平很低，在中国没落的产业或是已被请下历史舞台的小商品比如塑料碗、功能简单的手机，录音机等，至今在非洲还是香饽饽。

　　福建晋江摩托车制造商三力机车便在非洲挖到了第一桶金。三力机车成立于2000年，当时国内摩托车市场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利润空间不高。但在非洲，由于技术跟不上，所以直到现在非洲人都保留了听广播的习惯，非洲人身上最基本的两样配置就是收音机、手机。2003年，三力机车在多哥成立贸易公司，将三力摩托车销往多哥及周边国家，当年销售额就达到600多万美元。如今该公司在非洲的销售额已超过4000万美元。

　　非洲更具后发优势

　　十多年前，早就意识到东莞用工成本会节节攀升的张华荣，在将部分订单向江西赣州转移的同时，曾到越南设厂；但由于“越南制鞋配套不完善，很多原材料需要从广东供应，生产效率低，整个综合成本并不比东莞低”而以撤厂告终。

　　张华荣认为，选择埃塞俄比亚是看中其在发展制鞋上的优势。“在埃塞俄比亚做皮鞋不仅有历史基础，还是皮革产地大国，那里有着丰富的、优质廉价的皮料资源。在此设厂可以就地取材，降低成本。”

　　东莞厚街一专门从事高档牛羊皮制造的皮革供应商也因为这一点而计划在埃塞俄比亚搞一个皮革项目。“很多人会选择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周边国家，虽然与中国近邻，但从资源性讲，皮革原材料相对比较有限，这些国家已被开发得比较深，真正有商机的地方是没被开发得太深的地方。”该商人说，到非洲去，首先是先过去占地盘，第二是将资源抓在手上。

　　对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非洲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是他们外移的另一个关键动力。

　　“埃塞俄比亚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近1亿人口中有一半是劳动力。而且，在中国雇佣一个工人的钱，在埃塞俄比亚可以雇十个人。”张华荣说。

　　据东方工业园的周先生介绍，埃塞俄比亚普通劳动者的月工资为300-600比尔（约合110-220元人民币），熟练技术人员月工资500-1000比尔（180-360元人民币），高级管理人员月工资2000-2500比尔（720-900元人民币）。

　　华坚所在的制鞋行业的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成本大约占50％，员工工资占30％，厂房以及其他开支等占20％。目前中国制鞋业的工人工资在400-500美元/月之间，越南的工资成本是中国的1/3，非洲则大约是中国的1/10。但预计到2020年，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至少1000-1500美元/月。

　　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目前，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全球最重要的制鞋基地珠三角地区的鞋企有一半往国内中西部转移，三分之一往东南亚转移。

　　林毅夫并不建议制造企业往东南亚转移。“东南亚的成本也在不断上涨中，转移到东南亚的风险在加大。”他分析，越南总人口是9000万人，制造业的人口也就是1000万人，柬埔寨、老挝等国的制造业劳动力人口则更有限。劳动力不足将导致这些国家的工资上涨很快，成本优势很快也会消失。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有1.5亿人，唯一有能力承接这么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现有十亿人口，工业化水平非常低，并且有大量年轻劳动力。有这么大的基数，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工资水平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不上涨是完全有可能的。”

　　越南零售商协会主席Dinh thimy loan坦言，在越南设厂可扩大在越南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销售，但太多企业一下子涌入越南，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现在鞋厂招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很多其他领域发展起来，都在招工，便吸引了有很多工人改行。

　　障碍重重

　　埃塞俄比亚由于政局比较稳定，成为张华荣考察的众多非洲国家中最终的落脚点。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有安全性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主要优势。”埃塞俄比亚工业部皮革院院长Wondu legess说，在非洲最主要是安全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

　　“埃塞俄比亚政府很重视吸引中国的投资者。”来华参加世界鞋业发展论坛的Wondu legess基本上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他说，针对外国企业，埃政府特别鼓励在农业、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矿业、医药等领域的投资，尤其重视对出口创汇、安置就业的外资企业。

　　但是，对非洲而言，要像中国改革之初一样以外资拉动工业化发展并非易事。

　　政治环境和社会治安等不确定因素，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2012非洲吸引力调查》中指出：“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给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仍是危险、动荡和腐败丛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非洲未来的政治风险依然处于高位。

　　而在刘晓川看来，非洲的动荡局势，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信心。“大家瞄准的都是战后重建，在政局稳定之后。”刘晓川说，一些度过了民族冲突、恢复正常发展的非洲国家，受到了更多外资的青睐。

　　战后重建，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建材、能源、人力及物力。刘晓川透露，已有很多中国大企业盯上了利比亚，一旦战争结束，或许将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

　　有专家指出，中国企业在投资非洲前要实施谨慎的尽职调查，进行全面的项目可行性分析。首先要仔细研究非洲国别政治风险地图，从而做出争取哪些投资机会和放弃哪些投资机会的决定。目前，很多国际评级机构每年都会发布这类评级报告，当然，企业不能完全迷信评级机构的评级，而要结合政策、行业和风险承受能力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东非有几个国家都是相当不错的，除了埃塞俄比亚，还有卢旺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社会比较稳定，教育水平也提高了很多，劳动力素质较高。”林毅夫说。

　　一些投资者抱怨，除了政治风险，非洲还存在很多障碍，比如缺乏熟练工人、整个产业链不完善、金融知识匮乏、政府部门办事效益不高甚至腐败比较严重。而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比较落后是最头疼的难题。

　　一位非洲问题研究员指出，现代制造业仿佛一座楼房，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这个地基就是交通、城建、水电、社会服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成熟配套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及稳定的政局，而这三点，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或部分、或全部不具备。

　　据毕马威统计，当前非洲需要投资900亿~1000亿美元改善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修建医院和学校，而目前吸引的资金仅为450亿美元。

　　“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是埃塞俄比亚唯一的铁路，全长850公里，但因设备老化、管理不善，动力极低，亏损严重。”东方工业园的周先生说，公路运输是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陆路运输方式，占全国总运量的90％以上；可埃塞俄比亚的公路只有约30％是柏油路，其余均为沙砾路。对制造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提高，更意味着产品的回款周期被拖长。

　　华坚员工朱泽成对亚的斯亚贝巴的环境的评价是和他老家贵州省遵义县山盆镇差不多，到处都是土路，漫天尘土飞扬。当地经常停水停电也颇让他难以忍受。

　　“电荒”在非洲很是常见。非洲9亿人口中，仍有约2.5亿人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多数非洲城市经常停电或电压不稳，难以保证制造业所需的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周先生说，埃塞俄比亚的输电线特别落后，导致常常停电或电压不稳，园区不得不给进驻企业提供发电机发电。而自来水不论从质量还是供应稳定而言，都不符合大规模制造业发展的需要。

　　对此，林毅夫建议，在不可能短期改变整体基础设施的前提下，非洲国家可参照中国的解决方案，建设工业园，将资金、资源用在刀刃上，做到“五通一平”。这样，转移到工业园内企业的生产效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文化磨合需要时间

　　在林毅夫看来，非洲可能没有零部件，可以在中国买，劳动力成本的节约足以涵盖运费成本的上升。举例来说，华坚一线工人的工资在国内约占22％，在埃塞工资占2.2％；然而，埃塞劳动生产率大概只有国内的70％，相当于工资成本占比为3％，那也还是节约了19％的劳动力成本。即使国内2％的物流成本比埃塞的物流成本（8％）便宜，整体依然存在13％的优势。

　　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讲，这笔账并不难算。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异国投资仍有很大的跨度。

　　说起埃塞俄比亚的投资之旅，张华荣用了“坎坷”来形容。中埃两国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的生活习惯，常常让人感到意外。比如当地人刚开始并不习惯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也不太注意环境卫生。每到雨季，道路湿滑泥泞，员工经常提着一脚泥水到工厂上班，弄得车间随处可见烂泥脚印，雇佣的保洁工都得比国内多一倍。后来，公司不得不规定，乘车前必须把鞋上的泥巴清理一下，环境才有了改善。

　　今年8月，为筹备《莞商之歌》歌咏大赛决赛，56名埃塞员工“全体上阵”。排练期间，突然有十多名员工中途退出。华坚集团埃塞人事科主管敖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部分员工的风俗习惯中，不允许同时唱歌跳舞，否则就是对他们文化的大不敬，甚至严重到“亵渎”。最后敖彬只能采取让这些人在后排挥一挥手的折中办法才让他们欣然接受。

　　华坚在埃塞俄比亚采取的依然是“军事化管理”的方式，只不过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持续不断地完善企业管理体制。“文化磨合只是个时间问题，埃塞俄比亚人其实很容易沟通，有了标准之后他们往往会遵守标准，这样的员工，容易构建企业文化，管理上也不难。比如工厂遇上停电，埃塞的工人们一开始会起哄，但不会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

　　在刘晓川看来，到非投资最大的障碍来自民间，这表现在中非国家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当地人有着近乎固执的时间观念，工作时间就是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多一分钟也不行，即使加班也不可以。这个几乎100％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周六周日是不可能有人加班工作的，他们宁可放弃1天赚几百块钱的机会，也要去教堂做礼拜。

　　在埃及，当地人有早上和下午祈祷的习惯，祈祷每次要花去15分钟的时间，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排，这种习惯就会影响正常生产。

　　“有相当一部分人比较懒散，对收入看得很淡薄，要想通过国内惯用的加薪等方式来激励员工，效果几乎等于零。”刘晓川说。

　　不过，东方工业园的周先生说，这种情况正慢慢发生变化。像华坚采取多劳多得的薪酬方式，不少埃塞俄比亚人已慢慢能接受加班加点。

　　对于未来在非洲能否成功，张华荣认为还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埃塞俄比亚项目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这与当地的法律政策等因素紧密相关。

　　让他无法理解的一个例子是“工会为什么要跟企业对着干”。今年4月，华坚埃塞工厂的几名工人准备建立工会，遭资方反对后就组织罢工。后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出面，才使罢工问题得以解决。至今华坚埃塞工厂仍没有成立工会。

　　埃塞俄比亚《劳工法》明确规定，达到或超过20个工人，则可成立工会组织；在提前通知对方罢工原因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进行罢工。

　　另一个例子是在海关税务问题上，华坚常常因为进口设备在埃塞海关目录中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可填，而被征收高关税。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张华荣称，在埃塞俄比亚谈判得很辛苦，如果埃塞俄比亚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彻底实行改革开放，道路就会平坦多了。

　　事实上，埃塞在产业政策及配套政策出台上，仍处在学习的过程。张华荣认为，虽然埃塞借鉴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当地法律仍跟经济发展不匹配。

　　“未来会持续加大在埃塞俄比亚的投入，但目前还有种种因素的困扰，要解决这些困扰才会加大投资。”张华荣说。他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可以抱团出海，一起搭建一条大船，或者将很多小船捆绑在一起，抵抗风浪的能力就会较强，也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社会资源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