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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惊人的反士改预言

2014-9-14 19:26| 发布者: 蜚语| 查看: 404| 评论: 0|原作者: 蜚语

摘要: 话说土改又成时髦话题，新土改再成迷人诱惑，农民都已醉眼迷离。改来改去，现在的土改都是在还债，还六十年前的债。其实，倒退六十年，全国掀起土改热潮时，曾有独立知识分子上书毛，力阻土改 ...

来源：中国旧闻日报

话说土改又成时髦话题，新土改再成迷人诱惑，农民都已醉眼迷离。改来改去，现在的土改都是在还债，还六十年前的债。其实，倒退六十年，全国掀起土改热潮时，曾有独立知识分子上书毛，力阻土改，并做出了惊人的预言，不幸的是，预言成真！这个人就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这是一个先知者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
　　

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