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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昨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做客中纪委官网时透露了上述消息。 前7个月查处量超去年总和 据黄树贤介绍,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1600起,处理党员干部6767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365人。“今年前7个月的数据均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黄树贤说,至8月12日,中纪委官网曝光台已累计通报1892件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曝光3013人,“这里面既有省部级干部,又有纪检监察干部”。 黄树贤说,当前,执行八项规定、“反四风”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门压力传导不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存在上紧下松现象;有些违规问题由公开转向隐蔽,公款吃请由明转暗,送礼收礼花样翻新”。 黄树贤强调,对“两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要快查严处。对纪检监察干部在“两节”期间的“四风”问题,我们决不遮掩、决不护短,一律从严查处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从数据流中筛查可疑线索” 黄树贤特意提到了“微信红包”等新型送礼方式,“对利用现代物流快递送礼,以提货券代替实物商品,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要仔细甄别,善于发现,及时查处”。上个月,江西、沈阳、教育部、体育总局也曾下文,称重点查处利用“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行贿受贿等行为。 官方究竟如何盯防“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北京市西城区信息办特聘专家、北工大教授石宇良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都是依托于网络、移动终端进行交易,表面看起来似乎防不胜防,隐蔽性很强,但实际在技术层面并不难防范。 “只要有交易,那么手机号和TD都会留下轨迹”,他解释说,防范利用“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行贿受贿,需要运营商、金融部门协同作战,“首先是监控数据流,然后如同情报分析一般,建立模型,从数据流中‘过滤’、筛查可疑线索,找出异常支付、异常交易的蛛丝马迹”。 他称,美国对于上述网络、移动终端的可疑线索筛查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工作模式,但我国启动较晚,技术层面虽然不难实现,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现行法律也需要修改,“比如监控数据流,这是不是涉及侵犯个人隐私权?哪些部门有权监控哪一类数据?这都需要修改现行法律”。 节礼“变形记” 月饼促销火爆“朋友圈” “隐形”送礼无孔不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遭“渗透”。如今月饼促销活动已悄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红红火火搞起来了,有的承诺可上门送卡或异地提取,有的则说可开各类发票。 送实物退现金隐蔽安全 去能退货的大商场买件奢侈品或价值不菲的小物件,将礼品及发票一起快递送到收礼方家中,收礼方可直接拿着礼品和发票去商场退货套现,隐蔽又安全。 公交一卡通成“渠道” 北京的公交一卡通因可不记名办理、可以在便利店购物支付,而且最高可以充值数百元,所以有些人将其作为送礼工具,收礼方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到退卡网点匿名退成现金。 手机话费充值简便易行 为收礼人充上数百元话费,再短信说明,双方不用见面,收礼人甚至无法拒绝。据新华社 ■ 调查 政府团购少了 企业送礼仍存 天津市大桥道食品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称,今年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团购月饼的情况几乎看不到了。在安徽采蝶轩蛋糕有限公司的一家门店内,一名店员说:“现在预订月饼的客户主要是附近的工厂、公司等,目前还没有事业单位之类的跟我们预订。” “498元买了两盒火腿月饼,送给一个关系不错的客户。”昆明某私营旅游公司的杨女士说,“现在风气好了,那些搭配红酒、茶叶的高档月饼礼盒不见了,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月饼还是要送,表达一下心意。” 网上卖礼品册 可开办公发票 不少礼品册在淘宝上打着“中秋送礼”的旗号热销,并公然打出“适合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进行商务活动、单位福利、个人消费和节日馈赠”等广告,售价高达数千元。记者看到,一款售价为998元的15选1的礼品册中,包括月饼、牛肉、红酒等众多选择,近期销量明显上升,不少买家直接购买10本或者20本,评论中不少买家表示,基本上是以送礼为主,“可以开发票为办公用品、礼品、劳保用品和耗材。”卖家说。 综合新华社 ■ 案例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排队给县委书记送礼 80名干部被免职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00送礼人员多为公职人员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 送礼成“关系的证明”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当时,前途看好的毋保良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毋保良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说,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边收边交”以逃避责任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法院表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首席记者王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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