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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赞铁路总部
哒哒哒哒哒……嗖……砰！！！”一连串拟声词从广东顺德人阿黄的口中喷出，向我描绘着他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一个将军府邸的遭遇。前线的政府军打仗回来了，留守发粮的部队却不给发足额军饷，于是引发火拼，政府军打了政府军，军营爆炸了。将军的府邸就在军营旁，阿黄听到子弹打在墙上的声音，听到火箭弹发射的声音，一切近在耳边，他瞬即趴到地上，恐惧袭来。 阿黄是去新生的非洲国家南苏丹考察投资机会的。能住在南苏丹将军的府邸，是因为那大房子被他的朋友租了下来，并且请了将军的高阶卫官作保镖。枪声还未停，很快地，两辆卡车载着全副武装几十号大兵从尘雾中冲过来，包围了将军府，那是将军的部队，是来保卫他们的。从地上爬起来的阿黄想了又想，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拿了护照改签机票告别朋友，直飞肯尼亚。 惊魂未定的阿黄继续着他的非洲考察之旅。他到了坦桑尼亚的经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并且在坦桑乃至东非规模最大的商品批发贸易区卡利亚库（Kariakoo）转悠了整整一个月才回国。三个月后，7月初，就在我遇到他的三天前，他带着一个人和一个货柜货重访卡利亚库，正式启动了在非洲的生意计划。他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马上租到一个合适的店面，尽快开张。 坐在位于卡利亚库，我们共同的朋友、福建晋江人文雄的五金店里，我问阿黄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来非洲，他说因为国内生意不好做了。他在顺德经营家电用的阻燃塑料制品，他们有工厂，也为一些大的家电品牌供货，但市场萎靡不振，这几年已经赚不到什么钱，他必须出来，现在非洲经济增长快，“商人嘛，哪里有钱赚，我们就来哪里。”阿黄一直笑，文雄也笑，就像在广州和义乌可以看到的任何一个开心赚钱的中国商人。 华商一拨接一拨 像阿黄和文雄这样闯荡非洲的中国贸易商人，在卡利亚库开有至少500家店，这个数字仅包括合法店面。除了四散各地的中国工程人员，他们是在坦桑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漫游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他们，也是非洲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中国人。 文雄的两个中国店员和两个坦桑店员在柜台后忙碌着。位于十字路口拐角的店面位置好，来询价的人络绎不绝，“Rafiki，Rafiki”（斯瓦西里语“朋友”）叫着，甚至也有头顶大筐来卖鸡蛋的妇女围上来兜售，她们知道这些中国人爱吃土鸡蛋。 文雄坐在靠墙的收银台边，隔个片刻，店员便拉开他面前的抽屉往里放些钱，那是刚卖出去的货物的货款。他去年11月从乌干达来，租下来了这店面，今年元旦正式开张，主营门锁、挂锁、改锥、电钻等家用五金。 “这儿的生意才刚起步！”这个18岁就到乌干达闯荡、现在24岁小伙子看起来非常自信，总是带着远超他年龄阶段的成熟商人式的微笑。 没有树木也缺少绿色，卡利亚库横平竖直的格子状街道上塞满了一间一间店铺，坦桑人、印巴人、中国人，纺织品商店挂出的色彩鲜艳的布匹和服装，以及运货的车辆和涌动的人流交织在一起，带来一种拥堵不堪躁动不安的繁荣气象。走入卡利亚库的一刹那，商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动就会扑面袭来。 “最早的卡利亚库中国商人是1990年代末过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做小商品的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开始到非洲到坦桑尼亚来，但现在那些人基本上都消失了。”在自己位于三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窝在沙发里的卡利亚库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路语速飞快。他的确很忙，下一拨客人、某个坦桑政府官员已经在办公室外等候。这个最早在卡利亚库经营手机业务的中坦混血后裔，现在的办公室已从卡利亚库搬到了中产区域的写字楼，但他拒绝谈论自己的故事。 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张路说，现在的卡利亚库，淘金历史最为长久的一批中国商人是2004年、2005年来的，很多人都是做贸易开始发展到了实体工厂，“从2007、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这一区中国人急剧增多，那时正是国内小私企大规模走下坡的时候。” 2011年是另外一个节点，苦熬了几年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做小商品贸易的大量私营企业主，靠简单的出口已无法为继，他们选择了和国家战略相吻合的道路—“走进非洲”。2012年，卡利亚库的中国商户达到了三百家。 “去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之后，中国人涌进来不少。”张路补充道。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坦桑的重视显然也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现在商会的正式说法是，卡利亚库地区合法中国商铺在500家以上，其中浙江人占一半，福建人次之、广东人再次之，从事服装、鞋帽、家用百货贸易的商人数量最多。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打拼5年的文雄考虑转战坦桑尼亚，他觉得乌干达市场规模有限，但在那里积累的经验已足够自己应付坦桑更大的市场。 “小费能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 2008年12月，金融危机的寒潮正在袭来，18岁的文雄跟着同乡老板飞往乌干达时，还在读中专，但他随后的经历正应了晋江人的那句民谚—“没文凭的都是老板”。文雄的老板在迪拜有店，他在那里见到了和中国一样繁华现代的都市，等飞机在坎帕拉降落，他却看到了路边的猴子。 经历了卖货却无法与人沟通的痛苦之后，三个月，连“Howareyou”都不懂回答的文雄在和乌干达同事的交流中学会了英语。六点多起床，开车到仓库拉货，再回家洗漱做午饭，然后开车送货去店铺，早餐往往就着鸡蛋吃块东非大饼，卸货，卖货，中午微波炉加热午饭，下午继续看店，如果这一天销售状况好，他会在下午4点多钟到银行，请银行员工帮忙填写存款单，把一天的销售款存起来。这样的工作每周持续六天，单调而孤独的生活日复一日，唯一的娱乐是周日的篮球时间。店面的负责人他称之为孙总，除了孙总夫妇，店里就他一个中国人。 三年后，2011年，孙总夫妇回国，文雄开始独当一面，最多的时候，他在坎帕拉开了3家五金店，雇了8个乌干达店员。这个语速不快的年轻人永远平静的微笑令人过目难忘，他抱怨着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腐败，抱怨着各种名目的小费，抱怨着非洲人的懒惰和小偷小摸，同时，又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和当地政府斗争，支付小费，或梦想着有一天能雇到真正可以信任的非洲员工，即便花高薪也在所不惜。最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2010年，文雄被自己的员工偷了，或者就是抢了。头一天客户送来价值10万人民币的货款，因为来不及存银行，第二天上班卸货的过程中，被一个已在他的店里工作了两年的乌干达员工拎起撒腿就跑。寻找无果后，文雄托朋友报案到警察局，第二天就抓到了那员工，但警察告诉他，10万人民币只剩下了1万多（乌干达先令约700多万）。他不信那个“黑工”一天就挥霍了8万，“也许警察又私分了一些呢？”但按照约定，他仍然给了破案的警察局长300万先令（约7500人民币）小费。 坐在收银台旁讲故事的文雄看起来还是怒气未消。“这个案件比较大，连续开庭搞了好几个月，这个黑人最后被判了两年。我抓他不是为了要回那些钱，而是让他们看一下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他家人也过来求过我，没用！开庭很久没结果，他又经常翻口供，要这个证人那个证人，非常麻烦，后来也还是要塞小费，法官要塞小费，警察也要塞小费，所以最后剩下那些钱，全部塞小费塞光了。” 自此，文雄的店里再未发生类似的偷盗案。“我们不断用这个例子跟他们讲，慢慢慢慢，相对改进了。”文雄口中的偷盗和懒惰是中国商人对非洲人最集中的两个负面评价。 在乌干达，文雄需要面对的骚扰更多来自于质检部门。第一次遇到时，他懵了。几个人看到是中国人的店进来了，说有人举报你们店里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给他看货柜清单，看完之后，他们说了一堆问题，拿了封条要封店门”，但很快他知道怎么办了，“小费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交涉渐渐变成了小费的数额，最终的协议是400万乌干达先令，约合人民币一万元。 “我说怎么要这么多，他说我们人多啊，我们每个人分一点，我们老板也还要分一些啊。他们就赤裸裸这么讲。好吧，我说一年来一次我接受得了，但经常来我只能关门。我一天纯利都没400万。”文雄说。 一周后，却又有另一拨质监局的人找上门。文雄觉得敲竹杠的盯上了他，这一次他不愿意再当冤大头。两家店被封，仓库也封了。“然后我就去找一个朋友，在肯尼亚留过学的中国人，他认识质监局局长，没想到局长要更多的钱，1000万先令，两万五人民币，我的店还被封了两天。” 但找局长的好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质监局上门查，“因为他也给我保证，说如果再有问题，直接去找他。” “变压器一年还没有装好” 文雄在乌干达的故事是在非洲中国商人普遍的经历。 这也带出了中国商人在非洲最被诟病的问题，但没有人仔细讨论，究竟是中国人热衷于用钱解决问题的方式，培养了非洲人索要小费进而索贿的习惯，还是非洲原本就腐败，只是中国人更加大方。 至少还是有中国商人不喜欢给小费。“我不喜欢给小费，结果是什么？我的变压器一年了还没有装好。我去供电局，他们拖着不给装，就是想要小费，我不想，那就等吧！”32岁的泉州南安人华山坐在他11层酒店二层的工地上跟我说了这番话。 这个有些书生气的年轻人，在2013年下半年抵达了卡利亚库，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路线和文雄以及阿黄一样，迪拜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和跳板。事实上，沿着他酒店门前的街左拐200米，就是文雄店铺所在的路口。 但华山并非没有花过小费。刚到坦桑不久，他几乎被移民局抓。他持旅行签证入境坦桑，抵达后，找了家华人旅行社办理了三个月的临时工作签证。某一日他正在自己的酒店工地监工，移民局官员来了。“他们居然会用中文说‘我是移民局的’。”他拿出临时工作签证，本以为没有问题，但麻烦很快出现，“他们说我的签证写的工作地点并不是这里，而是那家华人旅行社。”小费显然是必须的，最终华山以27万坦桑先令（约合人民币1000元）解决了问题。 正在装修的酒店是中坦合资，大股东是华山妻子的姐夫。大专毕业的华山原本在晋江工作，“现在非洲是1980年代的中国。想想看，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抓到机遇的人都赚了，而且服务业在坦桑的市场潜力巨大”。第一次见到他时，华山正在酒店一楼一间专卖中国箱包毛毯的店铺里看店。杂乱的货品挤住了门脸的大半，一辆货车又堵住了半条街，华山坐在杂乱店铺的最深处，望着我，笑着，一个印着成龙头像的挎包就吊在他的头顶之上。 等一起挤坐在柜台后面，华山麻利地拿出简易茶具开始泡起功夫茶。“这个老板是黑人，他也爱喝中国茶，他去忙了，我帮他看会店。”他口中的“黑人老板”叫做马利亚，原本是大股东的拖鞋大客户。10年前，马利亚孤身一人经过迪拜到广州闯荡进货，他曾是广州小北路“巧克力城”的一员，10年后的今天，他不再销售拖鞋，却因为当年积累的信任，和中国朋友合资做起了酒店。这里的地皮是马利亚的，资金则由大股东和华山筹措。 现在，未来的酒店总经理华山每天的工作，只是监工和看店。和国内的装修一样，他说必须亲自看着，甚至要比在国内更费心力。因为坦桑没有相关的本土建材供应，瓷砖、门、电梯，灯具……所有的设备和材料都从中国来，“而且这里小偷太多了，建材一不留神就丢。春节我回趟家，电梯专用的缆绳就被人撬开门偷走了。”和其他中国商人一样，说起坦桑政府的低效率和小费所代表的腐败，在非洲一年的华山一肚子苦水。 在福建老家时，喜欢交朋友的华山曾经做过一个专做拖鞋的镇子的网络论坛。到坦桑之后，他又架设了“坦桑尼亚华人论坛”，并且利用微博和微信，形成了一个坦桑华人的社交网络，最受欢迎的是每日更新的坦桑新闻。“连大使都经常在朋友圈转我发布的消息呢！”他也会发布华人寻找献血的救急帖，会帮忙为来坦桑的志愿者或骑行者寻找免费住处，细腻之处，的确像个有着长远考量的酒店总经理。 华山的报道里，华人华商的安全是重点。今年四月的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在离他的酒店不远的一个路口，他看到一家温州人的鞋店四壁空空，货物甚至连门和墙壁都不翼而飞。头天一夜之间，这家店铺被人强拆完毕，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干的，店主前夜放在铺中的700万先令不翼而飞，连带货物损失达1000万先令（人民币3.7万）。 维权与捞人 移民局、质监局，似乎还有防不胜防的小偷和强盗，我问文雄和华山，卡利亚库不是有商会么，商会难道不会出头么？ 文雄还没有参加任何商会，那是因为他找一位商会会长帮忙时，被婉转地拒绝了。华山为了未来的生意计，加入一家行业协会—坦桑华人餐饮旅游协会。可说到对商会的普遍印象，他们都摇头：“商会好像就是交了会费一起吃吃饭，大家还是缺乏联系和沟通。” 但商会的领袖们不这么看。中华总商会是坦桑尼亚规模最大的商会，2006年成立，会员单位有500多家，下设浙江商会、福建同乡会、山东及齐鲁商会、矿业协会等等分会。“商会成立以来，做了很多维权工作，以及华人华侨内部的协调和互助，对外发出集体力量的声音。商会还进行大量的慈善活动，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帮助华人华侨的生存发展。”现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在胜说。 那时，我们正坐在黄在胜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一个荒凉的轻工业区公司大院的大办公室里，坦桑女秘书端来了矿泉水，一面中国大使馆颁发的“公共外交先进集体”奖牌摆在靠墙的书柜上，照例有壮硕的坦桑客户正在门外等着拜会，一个一个电话反复催着。 黄在胜原是一家四川国企的员工，2003年被公司派到坦桑，2006年瞅准机会辞职创立了“联合建设”，现在已是坦桑中资民营建筑承包商中的老大了。中资占据坦桑尼亚80%的工程市场份额，在房建领域，他的公司仅排在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商大鳄“中铁建工”之后位居第二。在承建了坦桑一连串城市的最高楼之后，联合建设正在达累斯萨拉姆修建坦桑乃至东非的第一高楼—尽管只有35层。 他所讲述的商会故事里，维权和捞人是最醒目的两个职责。 2011年10月的一天，中华总商会创会会长朱金峰的太太开车外出办事，被开摩托车持枪抢劫的歹徒开枪击中头部过世。随后的悼念仪式变成了华人表达愤怒与抗议的游行。黄在胜说：“那时商会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几千号华人车队一起游行过来，最后的悼念仪式就在遇害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要体现出中国人的团结！”而在记录游行和追悼会的照片中，我看到一排排花圈整齐地摆在路边，一大群中国人围着一块签满名字的白布肃穆而立，在简易遮阳棚下，还默默坐着坦桑第一夫人、外交部长和时任中国大使。 2008年到2011年，正是中国人开始迅速涌入坦桑尼亚的时段，被打劫乃至失去生命成了中国人在坦桑面临的魔咒。“2011年一年，中国人遇害的就有十几人。”现任中国驻坦桑大使吕友清向我证实了那些年华人面临的威胁究竟有多严重。从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国家体育馆到坦赞铁路火车站的游行，在卡利亚库举行大规模悼念仪式阻断整个街区抗议……虽然亲历过这些不得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时过境迁，黄在胜和张路却已不愿张扬。 更多的细节，在商会领袖利用上层资源处理与坦桑政府部门的矛盾，以及，捞人。 “有一次，税务局主要抓中国商户，他说你缴税缴少了，直接给你开五千美金罚单。我们会长知道后，就到省长办公室交涉，省长马上把税务的人召来开会，说怎么这样对中国朋友，马上把罚单都撤了！”张路说那是2013年上半年的事儿，他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的卡利亚库商会成立于2012年8月。 言谈之间，张路毫不掩饰自己和其他商会领袖在坦桑政界良好的人脉资源，“都是省长、区长这个级别，华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到跟大领导打招呼解决。” 作为卡利亚库商会的秘书长，张路也经常需要处理这一些维权的个案。“中国人拉一批货，警察就说你这个地址写错了，又说要追查仓库在哪里，我们就直接找省长，这种事经常发生。前天还有个中国人被抓了，他车坏了在路上换轮胎，警察说千斤顶把路压坏了，压了个小坑，那个小坑多深呢？两三厘米，说要罚1500人民币，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区长，区长打个电话就把人给放了。” 山寨与恶性竞争 我问张路卡利亚库商会现在有多少会员，他说200多家。那大概是卡利亚库500家合法中国商家的一半。“那你们商会抓过中国商家的假冒伪劣么？“我们会私下跟他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卖了，都是中国人你不可能去给他告坦桑尼亚政府，这不合适。私下告诉他自己注意点，这次卖完就别卖了。很多人过来也不容易，不能搞得他没办法活，货给他收了也不好啊！”张路说。 在非洲销售的中国货普遍价格低廉但质量也不很好，这一点，几乎中国人自己也都承认，但却并不认为都是中国商人的过错。“根本的问题是坦桑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消费力普遍较低，一分钱一分货。目前坦桑尼亚的收入水平，要过上舒适的生活，不能追求低价高质量的产品。”这是现任中国驻坦桑大使吕友清的看法。 马利亚店里那些劣质的箱包和毛毯便是例证，正是这位已经有着至少10年经验的坦桑商人从中国直接进的这些便宜货，他显然比中国商人更了解坦桑市场需求。 “不过，我们中国人显然起了很坏的头，这个责任是没办法推脱掉的。”谈起华商在乌干达的仿牌和山寨经验，年轻的文雄并不忌讳。作为从“品牌之都”晋江走出来的商人，文雄也有自己的五金品牌Kenyos，但从文雄那里进货的乌干达商人起初总希望用欧洲知名品牌，“而且价格越低越好，黑人似乎没有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他们说我就是要便宜的又要质量好的，天下哪有那样的好事？” 中国商人间的恶性竞争是致使产品质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在头两年，乌干达坎帕拉的五金市场还只有文雄这一家中资五金店，但很快的，另外几家中国五金商人来了。“他们的材料比我们好，质量比我们好，但价格比我们低，他新来的，要跟我们抢客户，所以就把利润降到最低保本卖。客人自然就跑到他那里去了，对我的销售影响非常大，这不是恶性竞争是什么，你说我怎么办？” 应对之法，只能是做价格更低的低端品牌。价格战之下，质量自然又要降低，可文雄说：“如果我们再不出击，我们就呆不下去了，你不离开，我就得离开。” 那一日我和华山坐在卡利亚库酒店楼下的店铺里喝茶，马利亚来了。“很多中国人到了这里，卖货，但是没有帮助到太多坦桑尼亚人。你开工厂，开酒店，可以，但你为什么来开商店？你开商店，我们就干不了！” 愤怒的马利亚凌乱言语的重点，是中国商人严重挤压了当地人的市场空间。的确，除了产品质量问题，这是大量涌入的中国商人在坦桑和乌干达乃至整个非洲饱受争议的另一个原因。 黄在胜说：“卡利亚库的坦桑人对中国人最大的抵触是，中国人大量涌入，价格竞争很厉害，这样把商品价格降了下来，但把房价和租金抬上去了，经商的成本提高了。中国人在中国都是这样，可这是坦桑尼亚，坦桑人不习惯，人家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你一来就冲击完了，最后是中国人的天下，那怎么行？” 张路的说法则是：“坦桑尼亚法律命令禁止零售只能批发，但中国人什么也做，卖一件也叫批发，两件也叫批发，你说怎么办？” 愤怒的大使 “我们的一些人恶习缠身，一个人一家公司肯定没问题，如果是几个人，几家公司，一定是相互抢，挖墙脚，相互诋毁！”谈到中国商人的问题，现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愤怒地说。 那是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带着人民大会堂装修风格的小会客厅里。在见我之前，早晨8点，吕友清便被即将访问英国的坦桑尼亚总理召去询问中国的对非政策。匆匆赶回使馆的他只能给我一个小时，紧接着，他要带文化参赞和商务部驻坦桑经商处代表一起去拜会坦桑尼亚文化部长，而下午，国防部长常万全访问坦桑尼亚，他要接机并全程陪同。 这位面阔而壮实看起来精力旺盛的大使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从坦桑自身的困境到中国的优势，再到使馆的作为，即便他用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批评一些中国公民在坦桑违法乱纪，那笑容也一直在他脸上。但2012年初履新出任坦桑尼亚大使时，他没有这么淡定，“我刚来坦桑出任大使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全部在追我这个（质量）问题，弄得我无地自容。” 事实上，2012年8月之前，大使馆和卡利亚库的商人们之间缺少制度性的联系。“2012年8月，在我们卡利亚库商会成立之前，卡利亚库这些商人是没有渠道和大使馆直接沟通的。”张路说，卡利亚库商会的成立，第一次让中国商人和代表中国政府的大使馆建立了直接联系。商务部驻坦桑经济商务处代表林治勇也向我证实了这个说法，“按照原来的规定，商务部只管国企。但现在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在坦桑的人员大部分是民企，投资力度也很大，我们已经把民企列入正常企业的管理，一些项目实际上比国企管得还细。” 卡利亚库商会正是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成立的，质量月等等活动，也是在大使馆的配合下进行的，此外还有一些琐碎的工作，诸如员工被中国老板打，头破血流跑到使馆去。“使馆没办法，就叫我们过去，我们就送他到医院住下来，跟老板进行谈判，又如两个民企出现纠纷，互相打砸，我们就出面把企业叫过来，协商解决。”黄在胜说。 “原来坦桑，一年四季都要抓中国人，2009年胡锦涛主席来访前一个星期还抓了70多个中国人，影响非常恶劣。2013年习近平主席来访前就没有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去找了坦桑的内政部长，我跟他们说，你们发现一起“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查处一起，我坚决支持，但如果你要搞群体性执法，大规模抓人，我认为，说大，你是对我的国家的挑战，说小，是对我这个大使的不尊重，而且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待下去，我离开坦桑。”吕友清说，坦桑内政部长最后的意见是，保证每次不超过10人，且都是分开处理。 效果似乎立竿见影。在乌干达时，文雄见识过一卡车一卡车“三非”华商被带走的情形，但自2013年秋天到坦桑这大半年，他从未碰到集体抓捕华商的事件。今年上半年，坦桑政府集中“打三非”，抓捕五万外国人，其中不到十个中国人，且都是分别抓捕，也没有见诸报端。 快乐永不停止的地方 7月下旬的一天，华山被通知到使馆，新任的领事部主任想聊聊召开华商大会的事宜。这是华山一年来，第一次与使馆发生直接联系。他咨询了身边的朋友，准备了好些问题，诸如如何加强商会和使馆与普通商户的联系与沟通，使馆是否能与移民局进行沟通，帮助中国商户加快获得长期工作签证以减少“三非”隐患。 严格说，华山到现在说都还算是“三非人口”，文雄也是。他们只有不断续签三个月的短期工作签证，他们并非不想申请长期的工作签证，只是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在愤怒与无奈中，缺少门路的他们也搞不清究竟是坦桑移民局效率太差，在等着中国人给小费；还是卡利亚库坦桑商人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已经迫使移民局有意控制中国商人的数量。 一个月过去了，同样拿着临时工作签的阿黄还没有找到店面。他说黑人一看是中国人租铺面，就立马抬价30%。他已经谈了五六家店面，都没有成功。 可阿黄一定会找到店面的，他的计划是“贸易先行”，等贸易顺利，这陌生的非洲之路探明了，开工厂会是下一步，那是他在顺德老家真正的事业。 在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前的那个傍晚，在华山购置的二手丰田红色跑车里，车载音响一首一首播放着仍在中国二三线城市流行的励志金曲，先是郑智化的《水手》，而后是闽南语名曲《爱拼才会赢》。我问起文雄和华山他们未来的计划。文雄仍然笑着，说，“我们福建人，就是信一个，爱拼才会赢！”他的计划是两三年后，等坦桑这家店稳定了，就回国，娶妻生子，歇一阵，然后再找一个国家重新开始新的生意扩张。 “会是哪里呢？”我问。文雄脱口而出：“肯定还是非洲啊，要不然就是拉美！” 华山的计划是2015年元旦他的酒店能够开张。“香港酒店”是他相中的名字。这个自小学习泉州南音琵琶演奏的年轻商人会把自己的妻儿接来，也许两三年之后，这位于卡利亚库有50多家客房的香港酒店就能回本，那么接下来快餐连锁业是他看中的下一个机会，他补充说：“我肯定还会陆续以酒店和坦桑华人论坛为平台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宣传保护大象。” 大使吕友清，依旧异常忙碌。新的挑战正在袭来，美国新派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出任驻坦桑大使，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美和中欧在非洲的竞争正日渐白热化，虽然中国是坦桑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国，但中国对坦桑的援助金额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他说：“使馆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之大，同志们付出之多，连我都常常不忍心，去年我规定晚上加班不超过12点。” 除了策动中国商人的自我组织，这位勤勉大使还曾经号召中资机构去查经常进出赌场的员工名单，发现一个登记一个，“我公开在华人华侨大会上讲，一旦发现有赌场记录的，使馆一律不提供领事保护之外的任何服务。”但这近似威胁的警告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1960年代援建坦桑铁路的中国工人吃蛇的传说之外，新的传奇正在坦桑尼亚形成，那便是，爱象牙的中国人习惯于在赌场上挥金如土。 我到达坦桑的那个下午，是周日，在酒店楼下的小超市买水时赫然发现地下一层是个名为“GrandCasino”的赌场，霓虹闪烁，两个大大的条幅广告立在门口，上面是中文：“快乐永不停止的地方”。 来源：新浪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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