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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萧红乘船东渡日本。萧军此时仍留上海,其后又去往青岛,两人来鸿去雁,开始将近半年的通信。 萧红此次日本之行,原本是为了与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张秀珂会面。可是当她到了日本才得知,弟弟已经回国。萧红初到东京,人地生疏,“看的书也没有,报也没有,心情非常坏,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认识,话也不会讲。”到9月份,又病了一场,“这样剧烈的肚痛……从早十点痛到两点。虽然是四个钟头,全身就发抖。” 在这种孤苦无依的状态下,萧红自然将萧军当作自己最好的倾诉对象。她在赴日的船上就给萧军写了第一封信,其后也保持着一周一封的密度,经常是今天寄出一封,第二天就又写下一封。她同样热切盼望着萧军的回信。“我已经来了五六天了,不知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你近来怎么样呢?信很少,海水还是那样蓝么?”——这样的埋怨和嗔怪在信中经常能读到。 萧红写信,称萧军为“三郎”、“军”、“均”等等,落款则是“莹”、“吟”、“悄”——多为她的笔名。还有三次署名“小鹅”。这是萧军给萧红起的外号,形容萧红高兴起来,两只手左右分张,像一只受惊的小鹅。 虽远在东京,萧红对萧军仍十分挂念,经常在信中嘘寒问暖。她叮嘱萧军去买个软枕头,如果萧军不买,她就从日本买两个寄回去,因为“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听黄源说萧军喝酒厉害,萧红又马上去信劝慰:“你近来的喝酒是在报复我的吃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 在东京期间,萧红除了学习日文,仍坚持读书、创作。“我是渴想着书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既不烧饭,又不谈天,所以一休息下来就觉得天长得很。”她在信中多次要求萧军给她寄唐诗等书。与此同时,萧红也显露出旺盛的创作力。她到东京才一个月,就发出去“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其后,又用一个半月的工夫完成了3万字的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萧红因不懂日文,对于日本报纸的报道只能“渺渺茫茫知道一点”。当她确知噩耗后,24日就给萧军写信:“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她还关心着许广平,叮嘱萧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这封信后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刊载于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第一卷第五期。 萧红赴日其实是怀揣着情殇而去。因为萧军与陈涓的纠葛,她决定暂时与萧军分开一段时间。然而,空间的距离并没有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1937年1月,萧红回国后,两人关系持续恶化,最终天各一方。1942年元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4月,萧军才闻知萧红的死讯。他在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的命运。”萧红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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