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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斌与Nyaaken边关的难民 采访对象供图
 孙斌在给渔镇的人们播放露天电影 采访对象供图 来源：羊城晚报从2013年7月16日到2014年7月18日，这一年，对于18名广东警察来说，显得十分漫长。他们平均年龄36岁，是广东第一支、中国第12支驻利比里亚进行民事维和的警队。这一年，他们在遥远的非洲大陆西部的利比里亚度过。虽然他们戏称为“十八罗汉”，但几乎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得过疟疾。 徐易是这支维和警队的警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在利比里亚，混乱的治安、肆虐的病毒并不是最大的威胁，最怕的是孤单和郁闷。 说起这支队伍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笑着说出一段血泪史，所幸的是，他们都平安归来。如徐易所说：“今天能坐在这里，就能自豪地说：‘我们顺利凯旋了！’” 死亡线上 “黑夜里，含着眼泪，我偷偷在手机里用笔记本软件给父母和老婆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遗书。”——张党军 徐易曾在2005年赴海地维和，回来后他说了两句话：“见过穷的，没见过这么穷的；还是祖国好。”对于多数队员来说，利比里亚的情况或许是更糟。 18名维和队员中，仅有8人一直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工作，其余10人都先后下了地方，从战区边境线到荒僻小镇，都散落着中国的维和队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过去一年里，有6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因治安原因在任务区被杀，还有9名各国维和人员在任务区因疟疾、伤寒等疾病牺牲。 34岁的张党军在联利团(联合国驻利比里亚工作团)任务区总部犯罪情报部门工作，主要负责利比里亚高危刑事犯罪以及群体性事件和骚乱的情报收集、分析以及指导工作。在他的回忆中，当地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垃圾满地，蚊虫漫天，他还经常化装成外地游客，深入案发地指导情报搜集。 张党军是队里第一个“中招”的，他在一次任务中被蚊虫叮咬而患上重度疟疾。 队员们身上都常备有青蒿素，发病时吃一两片，基本上就能压住病情。青蒿素是对抗疟疾的特效药，但对肾有一定影响。张党军是队里比较年轻的，婚后还没生小孩，加上疟疾常见的发病症状，如低烧、关节痛等，他也并没有明显感觉，因此就忍着没有立即服下青蒿素。 2013年中秋，张党军高烧不止，被紧急送往位于首都的联合国医院。在这个只有一台CT机的简陋医院里，医生在张党军全身上下按了按，便草草下定结论——阑尾炎，需要开刀手术。 张党军赶紧给徐易打了电话，徐易一听，马上往医院赶，糟糕的路况让他们开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赶到。徐易告诉记者：“那么差的设备条件下，如果开刀手术，怕是保不住命。” 徐易与医生反复沟通，并坚持调用了医院里唯一的一台CT机，排除了阑尾炎的可能。医生才肯半信半疑地按照治疟疾的办法给张党军打了一针奎宁。 张党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我高烧39℃不退，时冷时热，骨痛如针扎，时不时地就会陷入昏迷。在住院后的第一天晚上，我实在无法入睡，就翻查起关于疟疾的致命性的资料，然后对照自己的症状，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无法过这道鬼门关了。于是黑夜里，含着眼泪，我偷偷在手机里用笔记本软件给父母和老婆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遗书。我想到了对父母的孝道未尽，想到了对两地分居同样身为警察的妻子恩爱有愧，也想到了同我的战友和兄弟姐妹的情谊……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曾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张党军烧退了，而与他同患疟疾、同期进医院的一名菲律宾维和战士却再也没有出来。 小镇“电影院” “他们喜欢看武打片或战争片，看到无聊的也会在那睡成一片，看到精彩的，就激动得嗷嗷叫。”——孙斌 这一年，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提心吊胆，没有人知道疟疾什么时候会发作，也没有人知道执勤路上会不会栽在破旧公路上的土坑里，对于40岁的副队长孙斌来说，手机什么时候能有信号也是个大问题。 孙斌被分在利比里亚一个叫渔镇(FISHTOWN)的地方，他从首都蒙罗维亚搭乘联合国的直升机来到渔镇，空中俯瞰，这里层峦叠嶂，天蓝草碧。 来之前，当地人事官员告诉他：“Fish Town，no fish no town。”(鱼镇，没有鱼，也不是一个镇)。原来，渔镇是冀河州的首府，但在孙斌眼里，这就是一个大村子。喝水靠打井，用电靠发电机，没有固定电话，手机出了渔镇就没信号…… “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叫‘十八罗汉’，警队定期会在微信群上开会。每次开会前，队长都要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要开会了。我就爬到营地附近的一个信号发射塔，只有那里信号稳定。开完会，大家在群里说：‘你可以下来了。’我就再从塔上爬下来。”孙斌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渔镇的那座信号塔高约20米，孙斌不知道爬了多少回，在非洲炎热的高温里，大太阳下，他就那样坐在塔顶，拿着手机，以一种怪异的姿态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平安。 “那时看看风景，吹吹风，挺好的。”回国后的孙斌轻松调侃着。 的确，对于孙斌来说，晴天的日子，能在信号塔上收到信号已经是幸运的。一旦雨季来临，整个渔镇都没了信号，他只能整月整月地“失联”。他只好通过联合国的邮箱给队员们发邮件，“表示我还在”。 在雨季里，最悲惨的不是没信号，而是辛辛苦苦筑了个篱笆，一场雨过后，塌了，这样的悲剧在队员牛暮退锉笊砩戏⑸恕/p> 牛囊苍谟嬲蚬ぷ鳎饬艘欢懊穹康庇兀歉龇孔庸铝懔愕模凑樟瞎谋曜迹沟糜幸蝗Ψ阑のЮ福蝗煌ú还槭铡Ｓ谑牵肓思父龊谌税锩Γド缴峡沉000多根竹子，费了好大的劲儿，在房子四周扎了一圈围栏。没过几天，渔镇下了一场暴雨，围栏全塌了，他只好又请来黑人朋友，又去砍竹子，扎围栏…… 2014年春节，孙斌回国探亲，专门从国内买了一台二手投影机扛到渔镇，又上网下载了近100部经典的电影。他经历了太多渔镇漆黑孤寂的夜，他想用文化改变他们的观念。最简单的，就是放电影。 “70后”孙斌找到了儿时乡村放映员的快乐。他从医疗队借来三张白色床单，缝成幕布，从房子里拉来电线，借来音箱，就在营地门前的空地上，放起了露天免费电影。 从2014年3月1日开始到7月18日离开，孙斌播了34场，观影人数有约4500人次。 “每天晚上都有一百多个人搬着小板凳，铺上草席，携家带口地来看电影。”孙斌笑着说，“他们喜欢看武打片或战争片，看到无聊的也会在那睡成一片，看到精彩的，就激动得嗷嗷叫。” “露天电影院”开播后，孙斌成了当地的明星，每次出门总有人远远向他挥手，亲昵地叫他“CHINESE”，渔镇的孩子们则会缠着他问：“今晚放电影吗？” 离开前半个多月，孙斌放了最后一场露天电影。那晚天空飘着小雨，孙斌用塑料布罩住了机器，放了一部《白宫沦陷》。放着放着，雨势大了起来，孙斌只好暂停，但“观众们”还端坐在雨里，不肯离去。 等了半个小时，雨小了，孙斌又打开机器，放完在渔镇的最后一部电影。 所谓“幸运” “太好了！伍永忠得的是疟疾！”——伍永忠 动乱、疾病都不曾成为队员们的畏惧，而独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心理压力却成为他们心上沉重的稻草。 队员伍永忠曾经有过两次维和经历，去过海地和东帝汶，但在利比里亚，他的紧张并未减少。 伍永忠告诉了记者一个幸运的小插曲。 2014年3月，他通过竞争上岗，担任利比里亚第三战区副指挥官。就在此时，与伍永忠所在战区紧紧相邻的几内亚发现埃博拉病毒。 第三战区与几内亚交界，有35个交界点和2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其中多地是茂密的森林，两国往来根本不可控。伍永忠查阅资料得知，埃博拉病毒目前世界无解，且有90%的死亡率，这次也是在西非首次爆发。 4月27日，在伍永忠所在地的一所医院里，发现了两例疑似病例，不到一周，均死亡，经血液检测，确认是埃博拉。 伍永忠打电话告诉徐易：“就在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到100米的医院里，发现两例疑似埃博拉的病例，都死了。” 第二天，伍永忠在警队的微信群里发了条消息：“我发烧了。” 这条消息顿时让所有人都惊慌起来。 徐易赶紧打电话让他去检查确认，每两个小时再打一个电话催一次，后来终于确认，伍永忠患的是疟疾。得知这个消息，所有在首都的队员都奔走相告：“太好了！伍永忠得的是疟疾！” 说起这一段，队员们都哭笑不得。“与一件更悲惨的事情相比，疟疾反而显得不那么悲惨了。” 同样“幸运”的还有队员王凯。他在距离科特迪瓦边境很近的塔佩塔地区担任维和工作，与伍永忠同在一个战区。 今年年初，王凯突然发烧，队员们怀疑他是疟疾爆发，无奈当地医疗条件太差，根本检测不出来，医生也坚持不给用药。幸运的是，在塔佩塔附近，刚好有一支中国医疗队，伍永忠决定带着王凯，去中国医疗队碰碰运气。此时，王凯已经意识模糊。 利比里亚的道路破烂不堪，伍永忠却把车开得飞快，平时三个小时的路程，他只用了1个小时40分钟。 “刚好，两个从中国来的专家也刚到医疗队，马上组织会诊，一查，王凯是同时患上了恶性虐、间日虐、斑疹伤寒三种热带疾病，再晚几个小时可能就没命了。”伍永忠说。 7月19日晚，经历30多个小时的飞行后，18名“罗汉”终于回到祖国。在飞机上，伍永忠一直在想：“怎么还没到？”(记者 张璐瑶 通讯员 黄康灵 郑向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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