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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动力哪里来
要关注公平就要减弱改革开放的力度，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这完全是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误读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从1981年“六五”计划开始，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大发展时代。它使数亿人摆脱贫困，浩浩荡荡进入了小康。
国外也有一些国家连续发展比较快：日本在倍增计划期间有连续20年经济增长7%至8%，韩国也有20年左右经济增速较快。但是像中国这样30多年连续年均增长9.8%，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
在过去的这个“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崛起更加引人关注。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使中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从 2006年“十一五”初期的21.2万亿元人民币和2500美元左右，提高到进入“十二五”时的40万亿元和4300美元左右。经济总量也从世界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
2010年和2011年，国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挑战大部分是“十一五”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是“十一五”期间问题的延续。“十二五”规划一是注意规划的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另外就是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重点放在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垄断行业准入制度、财政税收体制、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
同时，通过改革，使体制、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以及继续扩大开放，继续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公司治理经验，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往来，逐步平衡国际收支。
改革已到“刺刀见红”
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至少有两条。第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是把握住了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将市场的疆域成功推向了全球，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时，我就曾经强调，盛世之下，要形成共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则需要更深的远见、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勇气，去突破一系列更强的“瓶颈”制约。
这些制约大致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首先是外在压力减缓。改革开放启动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逼上梁山”。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革”，中国当时那种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边缘，物资极度匮乏，不少人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贫困人口高达2亿。
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自由贸易浪潮，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步形成，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可30年后的今天，13亿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过上小康生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外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似乎也已不是问题。“逼上梁山”的外在压力变小了，盛世之下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何在？
第二则是既得利益的制约。任何改革都会涉及既得利益。但由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所谓“帕累托”式的改革开放，至多是只影响极小部分人局部利益的改革开放，因而阻力要小得多。可3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面对的是“硬骨头”。
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需要政府让渡更多的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需要让一些国有垄断企业放弃垄断地位。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需要城镇居民让渡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优越地位。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则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者，更加激烈的竞争。总而言之，“刺刀见红”式的改革开放，会遭遇既得利益者更大的阻力。
不要对改革开放产生曲解
还有认识水平的制约。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和实质认识不足，对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不透，一些人面对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曲解，对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误读。
一种情况是将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已经存在。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劳动力，特别是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大农民有了流动的机会、选择的机会，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藩篱正在被拆除。目前之所以还存在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流动还有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人为限制。
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最关键的是竞争机会不平等。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即法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大体做到人们创造财富、获取收入的机会均等。
第二种情况是将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和面对的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例如，资源破坏、环境污染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曾经历过，如美国西部开发年代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英国伦敦迟至1952年仍在出现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在5天时间里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苏联在大规模建设时期也是一样。
第三种情况是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例如，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但现在却有不少人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只注重效率，会影响公平。因此，要关注公平就要减弱改革开放的力度，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这完全是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误读。
改革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都表明，这是一种既能体现公平又能提高效率的发展方式。相反，一些为了实现公平而采用的非市场经济的方法，看似正确，但实质上往往因其违背了效率的原则，实现成本较高，会影响发展和效率，最终又会影响公平的层次，甚至无法达到公平的目的。
例如，改革前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大锅饭”，貌似很公平，但农民耕作时“出工不出力”，工人有无技术都拿同样的工资，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结果产出少了，公平的层次很低。而与此同时，一些掌握资源分配权又缺乏自律的人，仍然会将低水平的劳动成果非法占为己有，使得低水平的公平也很难实现。关于腐败问题也是一样，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所特有的产物。
任何一种体制条件下，只要权力能够配置资源，就可能存在腐败。而恰恰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权力最小化且受到了体制机制和法律强有力的制约，受到了公众舆论的监督，腐败问题才变得相对小一些。
不要成为掰棒子的“黑瞎子”
最后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突出表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够清晰，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在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大，干预太多。例如，土地的转让权、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或准垄断经营权等等。
同时还要注意到：要继续采取渐进性的方式进行改革，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保持政局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逐步规范县级政府间的竞争发展模式，兴利除弊，把它的消极作用消除掉，或者约束到尽可能小的范围。
大凡要进入一个新的五年计划时，人们总要讨论新的五年计划所处的阶段会有哪些新特点，总想找些新特征。为了总结工作经验，清理发展思路，隔一段时间，5年或10年，找一个由头静下来思考一下、规划一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此时切忌只是盯着“新”，在挖掘“新”的同时，还要不忘“旧”。否则，很可能会因“新”失“旧”，把最基本的问题忽视了。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连续性的，有些问题很难在5年内得到完全解决。不重视连续性就有可能使我们自己成为掰棒子的“黑瞎子”。
总之，我期待着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逐步走上科学发展之路。（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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