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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２月２７日电 题：下姜村记：习近平农民朋友的绿色兴村路 新华社记者周舟 王敬中 王菁婧 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而在浙江新安江畔的下姜村，村民对“绿色农村”有着新的期待。 ６０岁的老支书姜银祥说：“我们老人盼望‘两会’能让养老保险多发点，医疗统筹报销比例再高一点。” ３９岁的姜祖见希望村里的合作医疗和教育水平能提高，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科技帮扶和农产品销售培训。 村民们都很希望借“两会”东风，让下姜村发展得更好一些，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这样也可以让一直关心他们的一位朋友习近平放心。 十多年前，下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让下姜村换了新容的，是小小的沼气池。 记者来访时，看到姜祖见站在村口的葡萄大棚里认真修剪着竹架上的藤蔓，俨然雕琢一件艺术品－－浙西南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五百多农民指望这１６０亩葡萄地让家里更富足些。 把地流转出来种葡萄以前没试过，可姜祖见相信这事“能成”，他的“杀手锏”就是臭烘烘的沼渣、沼液。 “各户都建了沼气池。用发酵了的沼渣沼液浇地果子蔬菜都不长虫，比大粪水还强。县里农业局做了实验，用沼肥能增产１０％。”姜祖见说。 “我是沼气‘专业户’” 沼肥成了致富的宝，亏了习近平的促成。２００３年４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走进下姜村，把这个位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作为自己的联系点，他将其称为自己“了解省委决策在基层效果的窗口”。 虽属中国沿海的富庶地区，山坳坳里的下姜村却没怎么沾上光。距杭州不过２００公里，可路转溪回，开车要四五个小时，过去二十年来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镇经济的蓬勃兴旺和下姜村绝了缘。 村里当时想到建沼池时也没盘算着能致富。老支书姜银祥说，新安江水缓河曲，以前因人畜污水直排入江，村子里污水横流，苍蝇遍天，露天厕所、猪圈和牛棚１１００多间，每到夏天不少村民因吃水得上痢疾和肝病。 可建沼池的预算要１６０万元，下姜村人均年收入当时三千来元，不足现在的一半，钱的缺口不小。眼看计划要搁浅时，姜银祥想到向习近平求助。 姜银祥回忆到，听了自己的汇报，习近平高兴地说，“建沼气池，我是‘专业户’啊！”不久，习近平从省里筹措了９０万元启动资金，这样算下来每户农民只出８００元就够建一口池了。 ３０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下乡插队的习近平“自学成才”，带领村民建成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和全省第一个沼气化村，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困难。农村的锻炼经历让他很关注中国的贫困角落，即便从政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时，也是如此。 ２００４年５月，习近平第二次来到下姜村，参观了下姜村第一口沼气池，详细询问了用料用工情况，并鼓励村民建更多的沼气池。 姜祖见的远房亲戚姜祖海还记得习近平站在自家沼气池旁拉家常的情形。当时，习近平说：我在陕西用的是石灰，效果不怎么好，不像你们现在有砖块、水泥。 姜祖海带头建的这口沼气池还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家庭危机”。当时不少村民对此有些犹豫，姜家嫂子也不乐意掏这８００块钱。谁想姜祖海趁她出门缫丝打零工，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为此姜家婶子好生恼火了一阵子，可到年底她的眉头就舒展开来了。“三口人、两头猪、一年燃料钱不出”，只头一年沼气就给家里省了１０００多块。 沼气“点亮”新农村 用沼气不光省下了燃料钱，村里也大变了样。站在姜银祥自家山地的竹林旁，初春的下姜村一览无余，绿松石般的江水蜿蜒而行，红嘴鸭谧谧地划开静水，远处黝青瓦、牙白壁的三层小楼层层叠叠地嵌落在河声岳色中，疏朗晏清似水墨的画。 可姜银祥想起以前的村容来却直摇头，“那时候没弄沼气，住的都是旧屋。劈柴生火，墙皮都熏得黑魆魆的，村子也破破烂烂。燃料解决了，不用生大灶，才有条件住上了楼，现在家里家外都明净多了。” “沼气既省了砍柴的力气，又保护了山林，以往一户人烧柴每年要砍１亩山林。现在林子多了，自己还种桑树养了些蚕。” ２００６年１月，习近平在下姜村的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发展农村沼气，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农业部门的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末，中国沼气用户已达４０００万户。根据中国“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５年，农村沼气用户有望达６０００万户，受益人口将超过２亿。 ２００６年５月习近平第四次来到下姜村，走进姜银祥家时，老两口正在喂蚕，北方长大的习近平对这很感兴趣，他把养蚕抽丝的过程仔细询问了一番。 “现在价钱上去了，一张蚕纸能卖２０００元，一年买３４张，除了成本，纯赚两万块。”姜银祥说。 ２００７年离开浙江前，习近平给村民们写信话别：“通过与村民拉拉家常，听你们说说心里话，了解了不少农村情况，也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愿今后有机会再往下姜村，与村民朋友们叙叙旧。” 后来，习近平到了中央工作。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这位“大队支书”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一直惦记着农民。去年底，他履新后三次到外地考察，有两次去的是中部和西北的贫困农村。 习近平在河北阜平的贫困村考察时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试水合作农业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今年，习近平的农民朋友们又有了新目标。下姜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把耕地流转出来搞合作农业是个新法子，以前没干过。 项目由镇里统一经营，村民不承担风险，流转出来的土地村民每亩年收１２００块租金，到大棚里帮工还另外算钱，比种粮合算。 ３９岁的姜祖见脸廓瘦削，青丝间夹杂着花白发梢，他在杭州开了十来年出租车，“见了些世面”，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返乡青年。如今又拜了国家级葡萄专家吴江为师，当仁不让地挑起了特色葡萄园项目。 “毕竟用了村民的耕地，种不种得好其实压力挺大。”姜祖见说。 种葡萄的学问可不小，定期来业务指导的吴江培育的葡萄品种很多－－早甜、红巴拉的、火焰无核、金手指、白萝莎、醉金香、夏黑、巨玫瑰、美人指、寒香蜜，各有各的种法，其中“寒香蜜”既能鲜食、又可观光和酿酒。 下姜村准备每样种１０亩，搞多元化种植。 吴江说：“去年村里人想搞个产业，打听来打听去找到了我。可缺少技术人员是个大问题。”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快速的城市化，２０１１年末，中国大陆城镇化率首超５０％，城镇人口达６．９亿。 中国迅猛的城市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带来资源过耗、环境污染等疾患，另一方面也“掏空”了农村。与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下姜村的年轻人基本都进城打工了，发展产业缺技术，更缺人才。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词，枫树岭镇也打算依托自有资源，发展绿色产业和镇域经济，把年轻人引回来。 “要想年轻人回来，首先得有钱挣。我们这里毛竹多的是，最好毛竹能成个产业。”姜银祥说。 目前镇上有两家织布厂、三家竹器厂和一家缫丝厂。织布厂以来料加工为主，销量不错，能解决部分就业，可毕竟没有比较优势；竹器厂利用的是自家的资源，但加工的水平不算高，还没什么名气。 刚刚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这让村里人增添了新的指望。 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说：“通过激励措施，让企业和其他劳动者将一些商业活动转移到小城镇上来，开发小城镇的潜力，是非常好的目标。” 口袋里钱多了，下姜村民还期待着更多的实惠。姜祖见说：“最好学校教学质量能再好点。孩子教育条件好了，年轻父母才愿意回来。”姜祖见的女儿姜丁柔在镇中心小学读书，不想女儿“留守”也是他返乡的主要原因。学校教室门口的成长档案上写着她喜欢唱歌、跳舞，但学校目前还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 下姜村的情况，姜银祥给习近平写过信，习近平也一直惦记着下姜村。村委会收到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头回信： “我在浙江工作期间曾４次来到下姜村调研，与村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下姜村又有了新的变化，经济持续发展，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越来越好。对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习近平，２０１１年５月２日。” 村民想过些时候再写一封信去，把下姜村的新发展和习近平好好说说。（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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