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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之后,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违纪违法问题终于被确认。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张敬礼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 据报道,国家药监局新楼建设和装修花费甚巨,规格很高,仅办公面积就有3万平方米,比国家药监局原楼大了50%以上。作为药监局新楼建设的主要负责领导之一,张敬礼收受工程施工、装修等单位的行贿款达600万元。 可能会有人认为张敬礼这个“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的罪名大概是违规卖药所得,毕竟这位仁兄是国家药监局的副局长嘛。这样联想是很正常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张敬礼居然并未从事他“驾轻就熟”的行业,而是选择了“出书”这种雅人深致的行动用以敛财,盖个大楼才不过贪污了600多万元,而出书则让他有了1700万元的收入。 说实在的,真是为他挺惋惜的,要是多出两本的话,大概也就不用贪污了。而且您看这个措辞叫做“违规”,虽然也算罪状之一,却也平和许多,如果只出书而不贪污与诬告陷害他人,大概不至于身陷囹圄。 按说张敬礼这路敛财的招数还真不算是其首创,不但最近这些年里,很多官员落马之后都被发现有这种出书致富的情况,而且题字、写诗、买卖古董都屡有发现,这路手法可以被名之为“雅贪”,甚至算不算贪污受贿都还有点儿争议。 如果我们追溯古时的故事,想必也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惊讶。一般来说,古代当官的多是读书人,肚子里总是有几滴墨水的,虽然八股制艺不算真本事,殿试的试贴诗也味同嚼蜡,毕竟也算是文化的一种。自古以来,就有官员拿自己的诗集、文集刻印送人。说是送人,还是要手下买下来才行。有些更为省事,弄点儿古籍语录向手下或者下辖的商家推销。而很多人也凑趣,未必需要官员自己刻印诗集,而是主动出手帮着出版,是不是有多少印数另说,那笔不菲的“润笔”倒是早早地送到了府上。 甚至还有官员更为风雅,对于古董之类的,造诣颇深。有人曾在某古玩店寄售一只民窑的小碗,索价颇为高昂,没两天就被人买走。古玩店在扣除了一部分手续费之后,把其余的也送到了寄售者的家中。当然,古董确实是真货,是不是值那么多银子、甚至高于国宝的价格,这个就不便深究了。 至于说某位连简谱都不认识的官员,靠着一首大型交响乐《神州颂》而红遍全国,成为那些时日里走穴最勤、身价最高的交响乐作者之一,倒还真是为“雅贪”这件事别开了一场生面。这似乎在古代找不到对应的例子,大概是因为现在音乐是个好东西,走穴能赚钱,以前这只是优伶之属,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吧! 上述做法都算是“雅贪”的各路不同功法,目的倒是只有一个:钱。在商品社会里,有文化且有钱不是件奇怪的事儿,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雅贪之时,回身再看看那些真的文化作品以及作家收入排行榜,就会惊讶为什么如此高收入的人士居然榜上无名。比如说,今年以官场小说在作家收入排行榜上占据第22位的某位官员,也不曾拥有这么好的名次。 “雅贪”之雅主要在于所从事的原本应该是雅的,只是被借以敛财了而已。实际上,所有的雅事必然的条件之一就是远离权力,这东西基本上算是浸染性很强的物质,任何被它看上的,都必然会成为敛财的工具。 所以,有业内人士建议,官员出书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就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并严格审查企业使用官员所出书目的情况。按说这也算是好主意,至少在出书这方面能对“雅贪”做出一些微小的限制。只是这并非是那种真的能够监管的事情,要是以职务行为出书这么监管是可以的,业余时间写书写诗还能得到鲁迅文学奖呢,这又如何监管?而雅人深致这件事并不只出书这么简单,连交响乐都能写的话,这又如何监督?万一再有点儿书法、绘画的天赋——哪怕并无天赋、一笔“兽书”——这又该当如何? 要想遏制“雅贪”们发扬光大这点儿祖传的手艺,恐怕只有“官员财产公告制”这种东西才会有效了。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单项的手法,能够让官员在这种灰色地带赚来的家业真正曝光,而且要不是因为其他事情东窗事发,这样的事儿说不定还会传为美谈。 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到现在都不能列入立法的议程当中,稍有几个实验的地方也被目为官场另类。看来这条发财的大道还会有更多的官员走上去。一想到我们这里将要有个如此文雅的官场,还真是让人无语凝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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