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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９日电题：中国探索“临终关怀”的本土化实践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赖臻 孙伟丽 位于北京德外附近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四楼的病房安静幽雅，传统的灰白被褥和消毒水味道，被充满活力的绿色和带着泥土气息的绿植所取代，在这样居家的环境里，４７岁的肺癌患者郑晓梅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医务人员按照我们的意愿采取了宁养的治疗方式，妈妈走得平静而安详。”郑晓梅１８岁的儿子说，“妈妈过去一天要吃４０多片止痛药，还痛得用椅子顶住身体，让我们不知所措。自从来到这里，妈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和爸爸的内心也得到了安宁。” 宁养即是对行将谢世者进行镇痛治疗、心理辅导、护理指导等科学恰当的护理，以便尽可能地减少他们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作为社会的需求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标志，近年来，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的演变，在国外具有相当规模的“临终关怀”服务，正在受到更多中国病患及家属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张凤宝的调查显示，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起，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大城市率先有所尝试，可是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依然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全国仅有１００多家相关机构，难以满足日益庞大的社会需求，因为除了每年上百万的癌症晚期患者，大批罹患慢性疾病的高龄老人也期待尽可能地改善生活质量。 “我们收治的病人年龄最大的１０９岁，６０多岁也有一些，住院时间平均不到３个月就去世了，绝大部分都是家庭护理困难、其他医院拒收的，而且大部分人患有脑萎缩或老年痴呆。在我们这儿，他们像婴儿一样需要日夜照顾，有的老人喜欢叠千纸鹤，送给看望他的人，有的老人听不懂别人说话，却喜欢唱歌，但他们都渴望被重视、赞许和夸奖。”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护士长袁捷说，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自１９８７年至今，这里已经收治病人约２万余人。２０多年来，他们逐步探索出一个由病人家属、医护人员、志愿者融洽合作的成熟发展模式。仅以志愿者为例，先后有３０多万人到松堂做过服务工作，每个周末熙熙攘攘地探望，成为患者的主要精神寄托。 “虽然这些志愿者有时间、有热情、有知识、有技能，但是仅靠这股社会力量却远远不够，传统观念的影响、可用资金的限制，乃至政策方面的缺失，都制约着中国临终关怀产业的发展。”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副院长朱林坦言，他们曾因为被周围居民认为“晦气”等原因被迫搬家７次，即便面对病人也只能说是普通医院。 至于盈利更是无从谈起，“目前北京市的相关扶持政策只面向普通托老机构，而对于因病托老的、带有医院性质的机构，并没有具体政策，所以也不会得到政府给予的资助。” 鉴于此，中国一些城市酝酿探索社区医院临终关怀与居家养老相结合的新模式，以满足大多数老人对“家”的依恋。２０１０年，北京设立首个社区医院“临终科”——西城区德胜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中国式“临终关怀”的一个范本。 “我辖区内常住人口中，６０岁以上的占２１．４％，而癌症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问题严重。”该中心主任韩铮铮说，像之前提及的患者郑晓梅是我们关怀的患者之一，对她的照顾从医疗人员频繁登门拜访开始，先是在家里进行医疗护理指导，继而医院转介，直至患者去世后对家属提供哀伤辅导等。 上海则计划在１８个区（县）辖区内各确立一所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门设立“舒缓疗护”病区，配备专职医护人员。上海市红十字会每月给住院病人提供２０００元医疗补助，“居家宁养”提供每月１０００元医疗补贴，为癌症晚期患者免费提供止痛药。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护理可以提供２４小时服务，从纯护理角度来说，这是优选。北京朝阳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主任郭浩明也表示：“临终关怀是典型的护理重于治疗的领域，必须让护理的功能体现应有的价值，否则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关怀。”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作为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站，临终关怀这种特殊的养老机构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临终关怀机构的有关法规需要完善，政府部门应当对有关临终关怀服务的收费、报销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从病人的角度多想问题，才能保证临终关怀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教授杜鹏说。（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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