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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５日电（记者王珏玢 张春晓 傅双琪）当过煤球厂工人、送水工和保洁员的王瑞海５年前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专职社会工作者，但是，他的职业理想正遭遇不小的难处和挑战。 王瑞海第一次接触社会工作者是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当时在北京做清洁工的他收到了社工送来的消毒水和口罩。他说：“没想到在那么危急的时候还有人惦记着不相干的人，我特别想做点事回报他们，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２００７年，他辞掉北京的工作，加入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这个机构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日常法律法规咨询、社区教育和儿童托管等服务。 “南京协作者”成立４年多来为１０万多人提供了专业服务，但是到现在仍只有５名专职社工和一些志愿者。 “南京协作者”创立人李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从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缺人的状态，一直发布招聘启事，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去年共有２０多位求职者前来面试，由于现实经济压力和工作能力等原因，只有１人成为社工。 专职社工薪水偏低、工作压力大，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规定我们早上９点上班，下午６点下班。但是因为很多农民工兄弟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才有空做培训和咨询，所以忙到晚上９、１０点是常有的事。”王瑞海说。 由于人手不足，每个社工都“身兼数职”。王瑞海说：“我除了规划项目，兼任后勤和财务，还要主管一部２４小时咨询电话。凌晨和清早都有人来电咨询。” ５年前，王瑞海每月只拿８００元生活补贴，目前的月工资也就２０００多元。“靠我的工资，勉强可以承担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但是如果有其他花销就比较紧张。”他说。 “家里人直到现在对我到南京做社工还是不理解、不支持，不少人劝我干脆回家去，这样挣得可能更多些。”王瑞海说。 此外，李真表示，尽管开设社工专业的大学不少，但是毕业生往往只能纸上谈兵，缺少实践经验，许多人不愿以此为终身事业。 清华大学ＮＧＯ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社工待遇偏低是个普遍问题，民间社工组织需要开拓渠道来争取经费支持，从而提高社工的薪酬。 正在起步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民间社工组织的重要机遇。“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机构提供服务、社区群众受益的方式不仅是对我们社会工作的认可，也切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人员工资和运作经费问题。”李真说。 目前，“南京协作者”已争取到两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累计获得资助经费１０万元。 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局长吴非说：“除了购买服务，我们还无偿提供活动场地，帮助民间社会工作组织健康成长。”两年来，南京市建邺区已从社工组织购买服务项目３４个。 除了争取政府支持，王名还建议，民间社工组织向基金会和企业申请慈善资金。 ２０１１年，“南京协作者”实际到账的两项主要运行经费即来自基金会和企业资助。但是，向企业筹款目前仍有很大难度。李真说：“依据我们的经验，跑１０家企业能有１家成功就很不错了。” 不过，自汶川地震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增强。“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盈利不应该是唯一目的，还必须承担起适当的社会责任。”她说。 长期从事社会工作，李真感到，除了种种现实压力，社工们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不被理解和信任。 “我和我的同事几乎都有被误解的经历。”李真说，“目前社会上普遍缺乏对社会工作的正确认识，使社工们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王名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是新事物，得到公众认可需要时间，此外，民间社工机构也需要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一步步赢得公众信任。 去年１１月，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在内的１８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就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评价和激励工作做出规划，这是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门文件。 “这两年情况在慢慢好转。”李真说，随着“南京协作者”帮助了越来越多人，很多农民工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主动帮助他们完成工作。 “现在我们所做的是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事业‘探路’，不论多么困难我们还是要走下去，我们坚信正走在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上。”李真说。（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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