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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吴晓波频道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最喜欢研究自己的国民性,大概就是日本人了。 在当今的日本,正流行一个新的国民称谓,他们管自己叫“边境人”。学者内田树在几年前出版了一部薄薄的《日本边境论》,他在书中是这样下定义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是其他地方创造出来的,因为作为世界中心的“绝对价值体”不在自己这里,所以,日本人总是基于这种距离意识来决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内田树举了很多事例以证明边境人意识的存在。 比如文字。日本列岛原本是一个只有声音而无文字的社会,后来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根据汉字发明了两种类型的新文字。然而有趣的是,外来的汉字被称为“真名”,而日本人自己发明的文字则被称为“假名”,外来的东西占据了“正统的地位”。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2014年日本全民评选的年度汉字 再举两个让大家吃惊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歌供国民在重大节庆时咏唱,歌词是从《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贺歌》加以改造。歌曲则是由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初创,然后又请德国人佛朗茨·埃克特编曲。也就是说,日本国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驻日盟军司令部想要为日本拟定一部新宪法,于是,他们参照《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和《苏联宪法》等,拟定了新的日本宪法。也就是说,现行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志”,它只是“战败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没有改变上述任何一项的打算,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之一,也不妨碍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国民特征。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以“边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多年以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蔑视,他们常常津津乐道地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的一个论调,伯氏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撮尔小岛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 在进行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我一度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186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展开了工业化运动,前者称为洋务运动,后者则是明治维新。那么,为什么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触了极其少量的信息之后,就迅速地做出了“脱亚入欧”的决定,而李鸿章、张之洞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现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伊藤博文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亚洲的边境人,“脱亚入欧”无非是从一种边境人成为另外一种边境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对李鸿章等人来说,要放弃的东西就实在太多和太沉重了,李中堂曾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的思想本源,隐约正来自于“文明中心”的自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境人意识让日本人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行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现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用冈田树的话说,这些已经成为了国民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 “边境到底”的人民共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大能力:第一,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第二,因自卑而自恋,由自恋而自傲,最终构成一种识别性极其强烈的民族禀性。 在哲学的意义上,边境人意识与中国道家的“无”,有神近之处。无论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竞争,如果一个族群永远坚定地、“自甘”立足于边境的话,那么,它几乎就是很难被真正征服的——它因为没有被征服的意义,而变得不可征服。 中国有这样的一个邻居,是多么让人敬畏并生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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